有的改革要从全局来抓，例如利率、汇率方面的改革不可能由一个地方试点，要做就大家都做了，否则套利机会太显著了。另外一些改革，是要发挥基层的创造力，探索经验，即使个别事做错了也没有关系，都是局部的。
上世纪90年代，也有做民间金融的，有的做得还不错，但是后来出事率很高，就有观点认为民营资本不能干金融。我看不能仅从这个经历来看，当时会计制度、贷款分类制度都不到位，公司治理的概念刚刚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机构出了问题，这是转轨的代价。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必须做好制度、规则和标准的基础建设，若基础建设没做好，不管什么所有制，都会出问题。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我国的金融制度改革逐步跟上来了，公司治理、会计标准等也提高了，会计上有了“四项计提”，后又实行“八项计提”；贷款的五级分类制度也开始推行。此外，银行改革和公司治理也都开始次第推进。有了这些基础，机构出事的概率会明显减少。
日报：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中央定的调子是：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一方面要减少管制，另一方面还得保证金融稳定，如何处理这个矛盾？
周小川：总的说是从多方面维护金融稳定。我们也点出了担心的要点，即关联交易问题，过去发生过新疆德隆等类似的案例。民营成分更多地进入金融机构，而他们在当地的亲戚朋友等家族纽带比别的地方更强，如果搞关联交易，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也是监管的重点。民营资本去搞金融服务业，要把它当作一个事业、一个企业去做，不要琢磨着为亲戚朋友办私事，办私事出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至于说还可能出什么问题，很多事情，事先不见得都能想象到。
日报：但如果有大胆一点的金融创新的话，可能会出一些问题。人们总会担忧，这会不会影响改革试点？
周小川：如果你办了一些小型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要是办失败了怎么办？这也应有退出的规范，试点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些探索。同时也强调，试点的大部分金融活动是不涉及吸收公众存款的。如果吸收公众存款，不管涉及到多大的面，一定要有监管，要有存款保险。存款保险一直在准备，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十二五”规划都有相关内容，会择机推进并实施。
日报：目前主要还是通过降低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等既定机制的门槛来推动温州金融改革，有没有可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
周小川：这是可以的，是有余地的。名字不太关键，你要办银行，无非是大型银行、中型银行、小型社区类银行、信用社等种类，关键要看内容，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日报：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温州试点实际上是个由头，很多措施今后将不限于温州？
周小川：国务院颁布了支持民营进入服务业的“新36条”，在实际执行中，很多行业对民营资本的门是打开了，但实际上还有“玻璃门”、“弹簧门”。“新36条”的实施方案还在制定中，这也是国务院今年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会抓紧出台。在这个背景下，温州金融改革有更全局的意义。因为金融比较敏感，除了真正把正门打开，还得积累经验。所以让温州先走一步，看能不能有所创新并积累经验，但事先也不能过于乐观。
地方债务与融资平台风险：
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日报：今年2月份，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到了1.74%，3月末则达到了1.99%，虽然并不算太高，但去年8月份还不到1%，上升的幅度令人担心；甚至会让人担心这种变化是全国情况的一个缩影或对未来的预演。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