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有些地方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也是正常的，这个数据尚不算高，但一定要引起高度警惕。不良贷款率这类指标周期性很强，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好，破产的很少，还不起钱的很少，评级公司的评级也是顺周期的，但一进入下行周期风险就集中暴露出来了。数据上往往有这种顺周期现象，大家事先应该有心理准备，特别是当风险相互传染时，不良贷款比率的波动会比较大。
与这个问题相对应的是在技术上对不良贷款的识别是否足够稳健，需要尽量减少顺周期性的放大作用。同时要看银行的拨备怎么样，不良贷款率高了，拨备也应相应提高，这样就做了必要的准备。
日报：你是说银行已经有拨备了，似应核销掉损失，不良率就下来了。
周小川：我们很强调拨备，现在拨备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这里有很多具体技术问题，比如《破产法》执行的力度和效果。如果发生了贷款损失，但法律程序没走完，银行一时核销不了，其实银行可能已经计提足额拨备，准备好承担并消化这块损失了。如果《破产法》的效率不高，这个坏账就必须先“趴”在不良贷款中，拨备也只能“趴”在那儿，核销不了。因此《破产法》的执行效率是重要的。
日报：现在市场比较关心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积累了一堆债务，大家都在吸取教训，而中国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积累了类似的风险。有人担心中国银行业可能会出现第二轮不良资产风暴，你怎么看这个风险？
周小川：地方融资平台需要具体分析。首先，经过这轮银行改革，很多银行变得聪明了，不会简单地给地方政府或者特别是没有足够保证的特殊目的机构（SPV）贷款。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的融资平台贷款，银行都拿到了明确的保证文件或抵押品。当然，也有不少有问题的平台贷款。
可能出现问题的领域在哪里呢？按照《担保法》，地方政府是不能够做担保的，但是地方政府有一些部门有一定权力和渠道，比如交通部门对公路收费的定价是可以作保证的。类似地，其他地方政府的部门也各有渠道。
具体操作中，融资平台内容各不相同，每家银行做的可能都不一样，每个项目做的也不一样。其中，有的融资平台实力很雄厚，有的融资平台可能确实是空壳，需要进行详细分析，要有一个理顺过程。到底地方政府的市政类项目允许不允许融资？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公用设施，是只能用已有的收入来做，还是可以借钱做并用将来的收入偿还？制度上需要明确，工具上也需要明确。
日报：如果地方政府不能融资，城镇化进程是否会受到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可能会更加紧张。
周小川：这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问题。欧洲的一些老城市就没有这个问题，这些城市已经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新建项目每年也会有一点，但是投入有限，当年的收入可够用来支持。但中国城镇化速度非常快，新建项目的需求很大，当前财政收入尚不多，积累也很有限，但看起来未来会有很多的收益，所以就会考虑能不能够通过时间轴的平移安排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融资工具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问题。
另外，现有的这些融资应该做分类处理。做得不合规的、存在潜在风险的，该提拨备的现在就提，提完了再看风险承受能力怎么样，各家银行要算自己的账。
这里有一个问题，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中有一部分明显是财政性的，恐怕地方财政是要认账的。这意味着，这一部分是要加到地方政府财政债务里的。这需要划清楚界限，当然，划清楚也要花点时间。
日报：如没人认账，会是什么样的风险？
周小川：对于具体项目，抵押品不一样，保证不一样，银行手里拿到的承诺文件不一样，导致具体的风险也不一样。总之，一是高度警惕，严格纪律；二是开正门，堵邪门；三是加强监管，足额拨备；四是区别对待，争取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