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空间结构上也需要再平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跨入了高收入行列，但同时也遇到土地和环境瓶颈，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为此，产业梯度转移和城镇布局调整成为了政策选择。中国政府在东部沿海打造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增长极的同时，致力于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降低特大型城市负担，通过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带动中小城镇发展。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从水、电、气等基础设施改造着手，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产业结构与经济布局这两大调整相互交织，将会催生众多新兴产业和新兴城市，它们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曾培炎在谈到深化体制改革时说，经济发展需要改革来释放动力与活力。30多年的改革推进到现在这个阶段，遇到的阻力和难度越来越大，涉及更为深刻复杂的利益调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充分显示了中国领导层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改革将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核心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此，中国着力建立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国务院推行管理方式变革，重点是放松管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与此同时，政府致力于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市场监管职能，打造透明廉洁的行政体系。
曾培炎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还包括财税、金融和国有企业。在财税方面，重点增强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加快建立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完善资源税制度，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建立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金融方面，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允许民营资本作为发起人成立金融机构，探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在国企改革方面，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各类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
曾培炎认为，经济改革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改革统筹推进，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这轮改革的显著特征。这有利于防止“短板”效应，避免出现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伴而生的种种失衡问题。
在谈到中国经济再融入世界经济的问题时，曾培炎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以本世纪初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融入到国际市场中。曾培炎说，以2013年9月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标志，中国再次拉开了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幕。上海自贸区实行“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国际通行的管理规则，是一种高标准、宽领域的开放模式，能够更紧密地同国际市场相融合和互动。上海自贸区实行自由贸易账户制度，将适时启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试验。曾培炎强调，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一块“试验田”，这里取得成功的经验将在中国其他地区复制推广。与此同时，中国加快了建设自贸区和参加国际多边协定谈判的进程。目前已建立包括中国—东盟在内的12个自贸区，中韩、中日韩、中澳自贸区和RCEP等6项谈判正在进行。致力于完善以WTO为主要框架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中美、中欧两个投资协定谈判。倡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激发亚洲发展的潜力。曾培炎说，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打开国门让外国企业走进中国、让中国商品走向世界，而现阶段的开放则是使中国成为对世界全面开放的市场，也将有更多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促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更加全面地相互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