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世界的传世之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竟然出自当年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两个二十来岁的学生之手，许多人曾对此大惑不解。《化蝶———一个中国音乐教育家的人生评品》揭开了半个世纪前这部作品形成过程的面纱，通过当年参与《梁祝》创作活动的何占豪、丁芷诺等音乐家的亲历回忆，多视角见证了《梁祝》形成的全过程，道出了背后的无名英雄———刘品。本文选自何占豪的《从头说起》。
刘品促成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成立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已近半个世纪，由于乐曲受到海内外众多听众的喜欢，似乎已成为世界名曲，署名作者和曾经出色演奏《梁祝》的演奏家们，也成为名人了，但很少有人知道该曲的总策划是谁。他就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尊敬的刘品先生，也是促使这首乐曲诞生的第一功臣。近50年，很少有人知道他，没有很公正地对待他。今天我想从头说起。
50年前，刘品先生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党支部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里最小的职务。然而，就是他，给了我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最大的帮助。他第一个提出了“小提琴必须民族化”的设想。因为那时我们常到农村演出，深感演奏那些西方经典的曲子很难受老百姓欢迎，思想上有些迷茫，对此，刘品认为这是个民族化的问题。小提琴虽有大量经典的、动听的西欧作品，但中国老百姓一时还很难接受，要使小提琴为中国人民服务，就必须有一批让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品。为此，他动员同学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自己动手编写有民族风格的小提琴乐曲。
当时，有一位从南京前线歌舞团来进修小提琴的高才生，名叫陈稼华，他首先带头响应“民族化”的号召，找来一首从笛子曲《喜相逢》改编的小提琴曲。他在琴上试奏后，认为乐曲很有“民间味”，演奏也很顺手，他把乐曲推荐给我，认为我更能演奏出民间风格。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接受了他的建议，经过短时间的练习，在管弦系学生演奏会上演奏了这首作品。刘品先生听了我演奏的《喜相逢》后，立刻找我谈他的感受。他认为我们作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尝试，也很高兴听到我在乐曲的某些部分演奏出了浓厚的民间风格，但从整体来看，他认为是一次“不够理想的尝试”，原因是《喜相逢》这首乐曲中很多是快速跳动的音乐，不能很好发挥小提琴的性能。他建议我是否能用一些抒情的民间音乐编写小提琴曲，更能发挥弦乐的抒情性。
在他的启发下，我想到是否可用小提琴来演奏《二泉映月》，又想到用越剧音调编写弦乐作品。但当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没有多少和声知识，更不会写乐队伴奏。刘先生说：“没关系，我动员小丁（丁芷诺）配合你，她出身音乐世家（丁善德副院长的女儿），写个小乐队大概问题不大。”于是，在刘先生的鼓励和关心下，我和丁芷诺同学共同商量编写了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和小乐队《旱天雷》两首作品。我自己又用越剧、评弹等民间音乐作素材，凭感觉编写了《梁祝》、《过节》两首弦乐四重奏。这些新编乐曲在舞台演出和电台广播中居然获得了听众的好评。特别是我们到浙江去演出时，农民听了喜欢，部队也喜欢。但回到学校出问题了，有一批反对的声音，说手指在琴弦上滑来滑去，把琴的把位搞乱了。这时候，刘先生说：“既然有矛盾，就把它摊开来解决。”在辩论中，否定者说，手指滑来滑去，打乱了指法，对小提琴的教学有妨碍。我们说，只要群众喜欢，其他都是第二位的。其实，我们心里也虚，觉得他们的意见也有一定道理。刘先生对我们讲：“看上去，他们与我们是对立的，其实，对方的反对意见提醒我们，民族化不能简单化。”那时，有人问我，你的《二泉映月》用了几根弦？我说两根。他讽刺地说，那另外两根弦可以拆掉了。刘品讲：“还有两根弦我们没有用到，确实是个问题，他们是说对了。”刘先生就是这样辩证地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