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验小组内，他希望我和丁芷诺能担负起创作的重任，以便坚持“民族化”的思想与方向。但刘品先生的设想很不顺利。首先是我有严重的畏难情绪，我觉得自己作为业余作者的创作潜力已经挖尽，难以完成领导交给的重任，颇有“临阵脱逃”的架势。刘品先生首先为了消除我头脑中的畏难情绪，耐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白天没有说服我，晚上又把我叫去与他同睡一张床，异乎寻常地与我展开“床上谈心”。他说：“何占豪，你把你的东西唱给我听听，随便唱。”我唱了一段，他说：“很好听呀。”我说：“好听是好听，但这是越剧，不是乐曲。”他要我再唱，我又唱了一段。他说：“很好！很好呀！非常好啊！你看，这音乐就像台上的大幕慢慢拉开的效果。”我说：“哎呀，刘先生，我没作过曲啊，不行的。”这个时候，他开始批评我了：“你不要以为贝多芬、巴赫这些大音乐家，他们的音乐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固有的。不是的！它们都是从民间音乐来的，你怎么不行？”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是茅塞顿开，才使我有勇气投入《梁祝》协奏曲的创作中去。
创作爱情主题之前，刘先生又慎重地提醒我：《梁祝》四重奏（即俗称“小《梁祝》”）的主题，虽然比较优美，但不够深刻，协奏曲的爱情主题一定要在“深刻”上下工夫。正因为有他的提醒，才促使我重新在越剧中发掘深情的素材，写成了现在这样不仅优美而且深情的爱情主题。没有刘品先生对我的开导和鼓励，我不会有勇气去写《梁祝》，也许今天就不会有《梁祝》这首协奏曲；没有刘品先生对爱情主题的设想与严格要求，也许今天也不会有众人爱听的《梁祝》爱情主题了。
为什么在“大跃进”的浮躁社会环境里，会产生《梁祝》呢？原来地方上刮浮夸风时，党中央及时发现，《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强调要科学分析。当时刘品说，看来我们的冲天干劲要跟科学分析相结合。我们管弦系有民族化的决心，但是我们终究没有学过作曲。小作品我们写了好几个，群众很喜欢，但是大作品看来还是要作曲系的老师指导。请谁呢？丁芷诺的父亲丁善德教授的学生陈钢。刘品的这一建议得到孟波和丁善德两位院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作为管弦系的学生，也能到丁院长的课堂上，同陈钢一起接受他的直接指导，为《梁祝》创作的成功获得了艺术的保证。
《梁祝》协奏曲的成功，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它的创作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有高层领导的支持与决策，有老师们的悉心指导，以及“实验小组”和广大同学的出谋划策。但《梁祝》作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非凡艺术成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艺术的设想到实验、创作及人事的具体安排与建议，刘品先生都是关键性的指路人，他是《梁祝》“系统工程”的总策划。没有刘先生的策划就没有《梁祝》，刘品先生是促使《梁祝》协奏曲诞生的第一功臣。而我所有的追忆都是“第一证言”。
我与刘品先生的最后一面，是在2008年的医院里。因为2009年是《梁祝》诞生50周年，各方来问怎么纪念，我去求教刘先生。刘先生虽然只比我大三岁，但是就像比我长一辈，是我永远的领导，我有事都请示他。50年里《梁祝》成了名曲，我们也成了名人。其实我们这些人当年真的是“小蚂蚁”，不是什么“专家”、“名人”。说实话，50年来，我的内心对一个人总有歉意，那就是丁芷诺。《梁祝》原来是我们管弦系的“献礼”作品，丁芷诺和我一起构思。后来丁善德先生做了工作之后，陈钢参加合作，丁芷诺她发扬风格主动退出，那个时候我们叫“共产主义风格”。她退出后，发生了一件事：陈钢有一天把总谱丢了，谱纸放在自行车后座飞掉了。到了冲刺阶段，五月份要排练、要汇报、要演出了，怎么办？丁芷诺挺身而出，接手编写，现在《梁祝》当中有一大段是她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