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我拉提琴的技术差，但在民族化方面，可能是他可用的人才吧，就对我说：“你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什么呢？”我们当时年轻，有些自命不凡，说要叫什么学派。丁芷诺说，俄罗斯有俄罗斯学派，我们可以叫“中国小提琴学派”。意见汇报到院党委书记孟波那里，他问：“你们的学派有作品吗？有理论吗？都没有，那还是‘实验’，就叫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吧。”就这样，在刘品的具体领导下，在孟波的指导下，于1958年8月9日，在上音大礼堂（现在的贺绿汀音乐厅）走廊上，决定成立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既然我们要走这条路，怎么走？人才怎么用？刘品都有考虑。他对我说：我们挑人，首先要挑对民族化有积极性的，在提琴演奏上要有一定能力的（我是例外）。当时，我们要上课，要下乡，再搞民族化，写东西，事情很多。晚上太困了，我不抽烟的也要抽了。女孩子们如张欣，就用自来水浇浇头。虽然我们有真情实感，但是不会作曲。写到劳动号子时，就在琴上拉一个大和弦，十分幼稚。
当时确定的实验小组成员有丁芷诺、沈西蒂、张欣，她们是当时培养青年小提琴家的苗子。提到俞丽拿，刘品开始说不能让她参加。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除了民族化之外，还要赶超国际水平。俞丽拿外国曲子拉得好，就让她专攻西洋提琴技术。当时我名义上是组长，其实是“傀儡”，整个计划都在刘先生脑子里。他让我与丁芷诺搞创作，演奏是沈西蒂以及后来的俞丽拿、沈榕。
俞丽拿是怎么参加进来的？就是8月9号决定成立实验小组后，当天下午开会，俞丽拿因不是小组成员伤心地哭了，她说：“我不要照顾，我宁愿做一颗为民族化铺路的石子，将来不能成名成家也绝不后悔！”我很感动，又不好说什么，就看刘先生的脸色。见他轻轻地点头，我想他是满意的，我就说：“那大家就同意了。”就这样，俞丽拿进组了。
俞丽拿参加进来后，与我们一起在演奏民族化方面共同研究，但研究的骨干是丁芷诺，如某些滑音的指法是我带进来的，由丁芷诺用恰当的符号在曲谱上表示出来。张欣和朱英负责理论，我们研究的成果，就由她们记入“实验小组日记”的一个黑色本子中。可惜，“文革”中这本日记找不到了。这个小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刘品提醒我们，实验小组不能孤立，要团结广大师生，即使有些人跟我们观点不一样。比如王纬一同学，他原来是怀疑我们的，但他后来写的《梆子风》多好啊！谭蜜子同学的《江南好》、王家阳同学的《四季调》等都受到好评。
为了使作品更贴近群众，刘品还组织大家开展有关“群众音乐思维习惯”和“小提琴演奏上的民族风格”等主题的讨论会甚至“辩论会”。通过这些活动，使大家逐步认识到要使小提琴“民族化”，不仅要有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内容，还要尽可能在作品中运用人民群众熟悉的音乐语言，以及探讨使音乐语言更具有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这就为创作《梁祝》协奏曲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刘品逼着何占豪创作《梁祝》
在国庆十周年之前，院领导和刘先生希望“实验小组”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写一首大型的小提琴协奏曲，去攀登小提琴艺术的世界高峰，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虽然领导的期望给了我们重大压力，但是“实验小组”还是硬着头皮上报了三个题材，供领导选择。两个现代题材：“女民兵”和“大炼钢铁”；一个古典题材：在弦乐四重奏《梁祝》的基础上，写一首大型的协奏曲。当院领导孟波同志富有远见地帮我们选择了《梁祝》题材之后，刘品先生立刻赶到上音师生正在艺术实践的所在地———温州，着手组织创作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