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子公社农科站地处一个叫铁铜沟的里边，距沟口公路不到两公里，只有一条人行小道，河水中有拖拉机碾压出来的无形便道。过去到结子公社农科站参观的人，只有县级以上领导才不管车好车坏开进去，其他都把汽车停在沟口，步行走进去再走出来。我们这天乘坐的县委吉普车没有在沟口停下，沿着全是石头的河床逆流而上，车轱辘像跳舞似地在水中艰难行驶，坐在前后排的人都一起被颠得屁股挨不着座位。县委小车司机毫无怨言地把我们一直拉到阳坡，在居住着上十户人家的农科站最大的一块平地庄院停下。

　　当吉普车打开车门后，好多人围了过来，小孩子叫“马叔”，其余人一律称“老马”，没有一个人喊“马主任”。在县上，几乎所有的人，不管过去的上级还是昔日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见了面皆一律改呼“马主任”，此时我听到这一声声“老马”感到十分亲切。这儿有三间大瓦房，是我蹲点时新盖的，左边一间用作合作医疗站门诊室，右边两间是科研室。科研室门锁着，我们在合作医疗站里坐了一会儿，喝了医生们特地泡的茶水。合作医疗站里此时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是农科站党支部书记邓富山的爱人，名叫陈凤英。不用我吩咐，他们分别都去找该找的人通知去了。喝水的当儿，我告诉贾平凹眼前这两名医生，一个人的父亲解放后“镇反”时被枪毙了，另一个是“文革”中戴上帽子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都是我在这里时安排行医的。贾平凹很惊奇：“你咋敢把这些人都弄到合作医疗站来?”我说人家能看得了病，一个原来就是公社卫生所的医生，戴上帽子后才被开除回来。　　这个人后来复查“三案”时，由我协助向县公安局申诉，早早平了反恢复了公职，但在我和贾平凹去时还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

　　我告诉贾平凹，“文革”中搞的那种合作医疗，每次看病只准收五分钱挂号费，一般大队哪有钱往里边贴?只挂个牌子什么药也没有名存实亡。结子公社农科站合作医疗站却名副其实，中西药齐全，基本上可以满足一般疾病医治。农科站大小人看病一律只收挂号费，坚持了好多年。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医生都算得上是这一带的名医，周围好几个大队的人都到这里来看病。不是农科站的人照常收费，每年医疗费和药品利润收入颇丰，足可保证农科站200多口人治病药费还有余。要不是有这两位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子弟的医术，农科站合作医疗怎么搞得下去?我派了两位贫下中农担任站长、副站长“领导”他们，领导权依然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不过，站长、副站长主要任务是上山爬坡采集中草药材，这时没见肯定又去了深山老林。农科站医疗站每年采集回来的药材，经炮制后再卖给病人，收入挺不错。我把这些唠唠叨叨说给贾平凹，他听后笑了笑，说：“共产党的空子就是这样被你们这些人钻了的。”

　　喝过水没有等农科站干部接待，我们就开始沿着弯来扭去的田间小道，顺着各户人家居住的山脚、沟坡转悠。每到一户门前，我就向贾平凹介绍这家有几口人，都是些什么人，有些什么特殊故事。当然，不是家家都有在文学上有用的素材。到每家门前，主人都热情邀我们到屋里坐，贾平凹则看我有意无意，我便自忖有无必要，有的进去瞅瞅，连坐也没坐就走;有的稍停片刻，抽支烟喝杯水。大家跟我熟悉，我用不着说什么客套话。在从一家走出来后，我对贾平凹说到那家男的和女的各有自己的相好，而且互不指责。贾平凹听了，忍不住又回过头去看了看，揣摸那是一对什么样的俩口子。随即对我说，再到有故事的人家时，事先给他说事，再进去看时就有了目的性，刚才就没有盈心看，都记不得那女人啥模样了。

　　在农科站一组保管室场院上，我们看见了一个穿得又破又脏直翻白眼的老头子。我对贾平凹说，你别看这老东西，还瞎得很，得住手就想占人家女人便宜。有年夏天他到一个人家去，看见那家女人光溜　　溜躺在炕上睡着了，便爬到了人家身上。女人醒了，一把推开老家伙，也没有发多大脾气地说：“尹叔，你老了老了咋还恁瞎的?”老家伙嘻嘻笑着说：“老有老来福，拆了草房盖瓦屋。”这个姓尹的老头子孤身一人，贫农成份，大家奈何他不得，也没有奈何他。我们还看到疯疯颠颠的五保户，名叫陈智理，却没有“理智”，比姓尹的老头子更可憎。五保户是有那么点儿精神病，自己做不了饭在各家吃派饭，却时常对管他饭的人家女人动手动脚，有一次把一户人家的女孩子追得没命逃跑。就这，谁也对他没办法，派饭照常吃。我后来写了篇小说《老有老来福》，把这两个人综合为一个人，贾平凹看了还记得写的是结子公社农科站那两个活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