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见喜和丹萌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他们不是从生活到作品，而是反过来从作品到生活，按照小说写出来的样子，一一把它们还原为生活的存在，为此而不惜编造出让人匪夷所思的离奇情节。他们是想告诉读者，贾平凹能够把在生活中看到的东西，立即就写进小说中去，而且成为佳作。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贬低了贾平凹的艺术创造才能，让人们感觉到贾平凹只不过是一个照相的，有幸遇到马剑涛对他讲了一个近乎完整的小说故事，并实地察看了具体的人和事，然后把它记录了下来而已。

　　我们不能苛求于孙见喜和丹萌，实际上贾平凹写作任何一篇或一部作品，事先从不与人切磋，尚未彻底完稿前极少示人。自以为改定后也只有个别书稿送费秉勋、李星这样的大家阅读，听取一下反应。所谓的“怎样和面，怎样用酵，怎样使碱，怎样揉搓”，别人压根儿都不知道。也许所有的作家都是这样，因而才有文学创作是完全的个体行为之说。贾平凹200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高兴》，只说他认识一位在西安城里检破烂的商洛乡党，而这位成为他小说中主人公的乡党，是怎样进入他的视野，怎样诱发他的灵感，他又是怎样把生活中的原型创造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却没有任何介绍。到了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带灯》，在《后记》中写到他结识了一位乡镇女干部，不断向他的手机发短信，而后他去了她所在的地方，听她讲述在综治办工作的情况，在她的陪同下走访了基层村寨。于是他有了冲动，写出了以一位乡镇女干部为主人公的小说《带灯》。后来有记者问现实中的乡镇干部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工作?他则以“不打扰人家正常生活”为　　由拒绝回答。因此说想要探求贾平凹创作中从生活到艺术的秘密，那是相当困难的。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是贾平凹作品中创作过程唯一比较透明的一个。本书之前的部分章节，几乎全是围绕着这部小说叙述的，从中不难看出我是最为知情者。这里我们不妨对其进行一番剖析，看看贾平凹是如何从生活到艺术进行创造的，研究一下这个“鬼才”和“怪才”的“鬼”和“怪”究竟在什么地方?或许能够为研究贾平凹整个艺术思维特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农村全面改革的序幕刚刚拉开，包产到户后基本上解决了饿肚子问题，发展商品生产让农民尽快富起来是全社会的中心话题。贾平凹在西安大城市里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大气候，但是对于农民到底能不能真正尽快富起来，采取什么方法和途径才能富起来，还没有一个踏实的感觉和认识。应当说不只是贾平凹，所有关心农村发展和农民问题的人，在当时都存在着这种疑虑。

　　贾平凹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商洛地区，来到秦岭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商南县白浪街之行，他一路看去，领略到秀丽多姿的自然风光和憨厚朴实的山里人本色。把其与现代文明接轨，有了散文《白浪街》和中篇小说《小月前本》。散文《白浪街》以其描述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三省不同风土人情共处一地的奇特现象，令读者拍手叫绝。中篇小说《小月前本》虽可归入抒写改革开放的题材，但只是对传统的封闭意识予以否定，还没有上升到发展商品生产上来。在柞水县期间只是窝在县城读了县志，去凤镇走马观花地溜达了一圈。来到镇安之后，贾平凹深入到了生活之中，听到和看到农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商品生产带来的冲击不可阻挡，贫穷落后的山民们也可以一下子富起来。这一切都使贾平凹敏感地意识到，当前农村这种深刻的大变化，正是我们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贾平凹刚听到那么个换老婆的故事时，只是因为有一些文学价值而感兴趣。当他实地考察了当事人后，觉得按照现实生活中原有思想内涵，写成那种挣脱婚姻枷索，追求人性自由的东西显然落了俗套。从镇安回到西安后，他曾经对陕西另一位著名农村题材作家王吉呈讲　　述过换老婆的故事，王吉呈也说这是个婚姻自主的老题材没有什么价值。可是，当贾平凹把反映商品生产对农村传统观念的冲击联系在一起时，他心里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如同莫言所讲，他是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生死疲劳》故事的正确方法，43天时间就完成了55万字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学创作中的“灵感”，说神秘也神秘，说简单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