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从镇安回到西安后半个多月，忍受着感染疥疮的折磨动笔，一个多月便写作和修改好尚未有过的近似长篇的大中篇《鸡窝洼人家》。北京《十月》1984年第一期，9万多字全文发表后，当即便有好评见诸报刊。接着该年《十月》第四期又发表了贾平凹中篇小说《腊月·正月》。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当月，《十月》编辑部即邀集在京评论家陈骏涛、陈丹晨、张炯、蔡葵、雷达、吴泰昌、张韧、李陀等权威人士，就先后在该刊发表的《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和1983年10月发表在《收获》第五期上的《小月前本》一起，召开了贾平凹近期中篇小说座谈会，贾平凹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上，这些全国顶级文艺评论家，对贾平凹的三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进而称赞贾平凹是一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优秀作家。座谈会消息首先在《文艺报》刊登，而后不少中央和地方报纸都予以转载。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时期，人们还对发展农村商品生产评头论足，文坛上突然出现贾平凹热情讴歌新的生产力形象的小说，无疑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贾平凹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称赞，首先从北京发起，全国各地对贾平凹作品好评如潮，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想要阻挡也阻挡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企图揪住贾平凹不放的陕西省作家协会“笔耕评论组”只好闭上嘴巴收了摊子。1984年，《腊月·正月》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同时又获得陕西省文联“开拓奖”，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荣获西安市作家协会“冲浪”文学奖，而最应该给予鼓励的陕西省作家协会，却没有任何举动。

　　陕西省作家协会“笔耕评论组”批判的是贾平凹1981年前后发表的一系列小说。1983年，贾平凹相继发表了既可称之散文又可称为小说的《商洛初录》和中篇小说《小月前本》。后者具有切近现实反映改　　革的特点却未被充分肯定，前者仍还遭到批评。我朋友的父亲与时任商洛地委领导有着不寻常的交情，听这位领导亲口讲过，商洛地委那时已经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写好了以《商洛初录》为主要对象的贾平凹小说和散文系列批判文章，认为有损于商洛正面形象，只待中央或省委同意点名后，即以家乡党组织名义公开发表批判贾平凹。直至1983年12月，陕西省作协主席胡采依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公开发表了《给贾平凹同志的信》。可以说在1983年年底之前，笼罩在贾平凹头上的阴影仍未散去。

　　贾平凹的艰难处境是在1984年逐步改变的，进入1985年之后则可以说是好事连连。1月上旬，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当选全国作协理事;1月12日归来后，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年多之前还是“连资产阶级庸俗文人都不如”的贾平凹，一下子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1月17日，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在市委会议室召开庆功会，省、市文艺界、新闻界100多人兴高采烈地欢聚一堂。市委宣传部长在会上宣读了《关于奖励青年作家贾平凹同志的决定》，称贾平凹“多年来勤奋创作，成绩显著”，决定对贾平凹“予以奖励，晋升两级工资”。市委领导到会讲话，“希望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向贾平凹学习，投身到改革的第一线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研究他们，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优秀作品来”。据报道，陕西省作协主席胡采抱病参加了这次会议，还向贾平凹表示祝贺。这位亲耳聆听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老革命，此时的心情令人难以猜测和形容。

　　贾平凹从此走出了低谷!镇安之行可以说是贾平凹文学创作以至人生道路一次十分重要的经历，相信他终生都不会忘记。

　　事过境迁，30年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写作，似乎只是那么昙花一现。按照长期以来形成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老路子，贾平凹似乎也就只走了那么一小步。单从这一小步看来，可以归之为“笔耕评论组”的成绩，大概也是某些人对那段批判贾平凹至今还在自圆其说的依据。贾平凹如果一直按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关注社会重大题材，高唱时代主旋律，肯定也能够大红大紫。其知名度未必　　就比现在低，或许如今的中央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就不是铁凝而是贾平凹。应当说贾平凹具有这个才能与实力，他小试牛刀，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发三部中篇小说，讴歌改革服务大政方针，而且每部都好评如潮。这不正是党的各级领导和作协机关老同志们期待的吗?不也是我们体制内很多作家们梦寐以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