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杨伟成为“余度管理与可靠性”专业的组长，这个专业就是为研制“猛龙”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而专门成立的全新专业。“我们的任务十分明确，就是突破第三代战斗机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杨伟解释说，“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猛龙’总体设计方案的成败。”
电传操纵系统最早的雏形是为了解决飞行器稳定性而开发的增稳器、阻尼器。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电子技术的大发展，西方最早尝试直接将飞行员的操纵信号接入计算机，从而取消了全部机械操纵系统，构成了完全由计算机控制的电传操纵系统。
“正是由于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使飞机操纵品质和性能得到改善，给飞机控制带来更大的自由度，也被广泛应用于第三代和第四代战斗机，例如：F-16、Su-27与F/A-18战斗机等，成为先进战斗机的典型标志。”杨伟解释说，“这项技术也自然成为‘猛龙’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技术。”
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的另一个重要性还在于打破了飞机设计中需要保持静稳定性的气动布局。众所周知，要想充分发挥战斗机灵活的机动性能，最好摒弃传统的飞机设计法则，通过使用静不稳定的设计获得性能的空前提高。“猛龙”就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制的放宽静稳定性的鸭式气动布局，从而保证它具有良好的机动性。
歼-10
“灵活与稳定看上去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这就像在篮球上再放个乒乓球，要实现灵活地运动，同时一切又是稳定的，这听上去就像是在玩杂技。”杨伟试图用最简单的比喻解释最深奥的道理，“我们研制的放宽静安定度全权限三轴四余度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就是为了配合‘猛龙’的静不稳定的设计，解决灵活与稳定这对矛盾。”
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当世界战斗机享受着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带来的效益时，我国整体技术才刚刚起步，一些飞机设计单位正在寻求国际交流，试图逐步实现原理与方案的探索。“当时对于这套系统的认识，我们还处于既不完全理解其内涵，又没有实现的途径与方法的阶段。”杨伟说：“它不仅在中国是空白，也是世界的前沿技术。”
那是杨伟第一次作为一个主要的负责人之一承担这么重大的项目，“由于国际上对我们的严密封锁，很多的技术探索就像是行走在浩瀚宇宙孤独而绝望的角落，然而，正是这个年轻团队凭借着探索的激情总是将我们一次一次地带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