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在泥河湾遗址始终没有发现像北京人头盖骨那样直接、有力的证据呢？
高星：没有在泥河湾发现直立人阶段的人类化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猿人化石，这是个遗憾，但我想这只是一个机会问题。
就像前面说的，早期人类是在不断迁徙中的，也没有掩埋尸体的习惯。要知道，泥河湾是旷野遗址，与发现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周口店的洞穴遗址不同，不利于人类化石的形成和埋藏、保存。人只有一副骨骼，死的时候尸体没有被动物吃掉、没有被水冲走，能及时被沙土掩埋起来，没有发生风化降解，恰巧遇到合适的温度、湿度和地质条件变成化石，又恰巧被合适的人发现，实在太难得了。
我们在泥河湾发现了很多动物化石，但大多是破碎的，因此我想即使有人类化石发现，也可能是不完整的。但另一方面，人的一生可以制作和留下很多物质产品，尤其是石器，可以在遗址中保存下来。因而，发现文化遗物的概率远远大于人类化石本身。即使发现不了人类化石，遗址仍然重要。考古学这门学科就是通过对这些物质文化遗存的发掘、采集、整理、分析、测试来研究过去人类技术演化、文化发展和行为模式的。
泥河湾遗址能否解决中国人的起源问题？
记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人类是20万年前从非洲起源的，大概在10万－6万年间迁徙到世界各地。那么泥河湾遗址的发现，能不能推翻这种假说？
高星：我觉得泥河湾遗址目前的研究结果，还不足以解决中国人的起源问题，但它是人类起源演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人类的远祖起源于非洲，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因为迄今只在非洲大陆发现了700万年前-2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和能人化石，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欧亚大陆只发现了200万年以来的人类化石。
“现代人类”又是一个新概念，这种假说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大概2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现代人类”，他们不断向其他地区迁徙，“取代”了当地的古老型人类，成为现在人类的祖先。
但这只是一种假说，并非是得到证明的科学结论，学术界并没有对此达成共识。我们的研究认为这种假说存在弊端，尤其是不符合中国乃至亚洲的情况。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先生提出了另一种假说：东亚“现代人类”演化模式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这块土地上的主体人群是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连续进化的线条没有中断过。期间东来西往、南迁北移的群际迁徙发生过，但这一过程是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并没有发生本土人群在整体上被“入侵者”取代。中国乃至东亚出土的大量的在形态上具有连续性状的人类化石和一脉相承的丰富的文化遗存支持这种学说。这也是中国古人类材料的独特的价值所在。
泥河湾盆地有诸多的不同时代遗址，将各个时段遗址的文化内涵串联起来，可以明显看出古人类演化的连续性和文化与技术的承继性，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某种技术及其代表的人群突然出现，取代了原来的文化体系。但这里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尤其是8万－2万年前的遗址稀少，提供的本土人群连续演化的证据还缺乏一锤定音的效力，这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古人类学：以更长的时间尺度审视现实的社会问题
记者：有不少人提出，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知道远古人类活动有意义吗？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高星：现实问题，不仅涉及物质生活，还涉及精神的层面。在现代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们已经意识到精神空虚和文化贫瘠所带来的重大社会问题，社会对精神和文化需求会不断增加。古人类学、考古学是复原人类自身历史的最主要学科，对满足人们对人类由来的好奇心和对历史过程的求知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