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进行包括泥河湾遗址在内的古人类研究，不仅仅是要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以更长的时间尺度审视和定位我们的过去、现代和将来，使我们对一些现代事情的来龙去脉看得更清楚明白，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正确的把握，据此做出科学的规划。
举个简单的例子，目前的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吗？温度上升2摄氏度，人类会不会灭亡？这是最近很热的话题。其实，旧石器时代占人类历史的99%，发生过很多自然与人文事件，有很多可循的发展规律。如果我们只把眼光盯在有历史记录的这几千年甚至几百年，我们的知识就很局限片面，对问题就不会有客观全面的认识，对问题就会无从解决。但如果把时间尺度拉大，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地球经历过周期性的气温升降事件，一些时段的温度比现在还要高，而那时人类还在茹毛饮血，排放二氧化碳的能力微乎其微，可见气温的升降更多是自然的过程，人类的影响有限。即使温度再高些，人类作为一个群体也不会灭绝，因为我们的先祖经历过那样的环境，而那时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远比现在原始、落后！
我想，类似这些问题，都要靠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的历史，靠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来提供相似型案例来启发思路。
记者：那么我们国家古人类学研究的现状如何？
高星：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研究的资源得天独厚，但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目前世界研究旧石器时代有三个热点地区，非洲、西欧和东亚。但就国家而言，中国古人类研究的材料非常丰富，任何一个人要想研究旧石器时代，任何一本古人类学教科书的撰写，都不能避开中国。但中国的古人类研究却相对滞后，像吴新智先生这样能提出重要学说的研究很少，大部分都还是在跟踪模仿阶段，更多的工作局限在基础资料的发现、发掘、整理和报道上。
这首先与材料发现的契机和引起的重视程度有关，近二十年，我国重要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发现的并不是很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遗址也鲜有发现，引起的关注度不是很高，得到的支持力度就不是很大。而与此相反，大量精美珍贵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在辽西、澄江、和政等古生物化石宝库的出土，带动了恐龙、古鱼类、古鸟类和古哺乳动物研究的热潮，其成果每每在《自然》、《科学》等顶端杂志刊登，吸引了大众的眼球，更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关注。而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就相对沉寂，时常有一种“在夹缝中生存”的感觉，似乎需要再发现一个周口店遗址来激活、振兴。这也与我国当前的科技评估体系和科研资金的投放方式有关，基础性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得不到鼓励。这种局面也和我国学科划分与设置有关。在西方，人类学是一个大学科，相当于我们的一级学科，体质人类学、考古、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乃至应用人类学都在其中。但在我们国家，人类学被分割到生物学、医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很多领域。具体到古人类学，是地质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古生物学中被附带包含的部分，在学科定位和项目基金申报方面很是吃亏。
我们的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的研究队伍也过小，人员严重不足。我做过统计，全国这方面的专业研究人员只有60个人左右。前一阶段搞第三次文物普查，古人类—旧石器时期的遗存基本没有增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几乎没人搞这些研究，宝贝放在面前，大家也不知道。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接近200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被发现的遗址不到2000处。但在日本，他们有人类活动的记录就3万年，但有3000多人的研究队伍，2万多处旧石器时代遗迹！
我一直在提议，建立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心，希望把各种力量整合到一起。人类学是一个寂寞的学科，但这是探索人类文明根系的重要领域，希望能引起更多重视、得到更多的支持。(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