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抗倭救国难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仓促应战，晏安澜义愤填膺主动要求参战，被朝廷委以湘军前敌营务督办之职，赴湘军大营，督师辽东海城前线军事。原来，他的恩师吴清卿此时担任湘军大帅，见晏安澜有心抗倭，便上奏皇帝批准，借用他至湘军。谁知吴帅在山海关交待营务后，便返天津治病，留下晏安澜这位文官“孤弱无依”地主持前敌营务。他日日电报请示大帅，天天与将官研究攻守方略，并左右戎马调和各部官兵，整日心力交瘁夜不成寐，决心“以书生冒风雪、冲枪炮”，“以收拾人心，挽劫运之一”，实践他保国杀敌的理想。
在率部行军至营口的400多里征途中，他常因候车不至，策马行走在队伍前面，还发现军队的柴草米酒后勤储备不足，官兵的早晚饭时常供应不及。甲午年除夕，当国人阖家团圆过春节之际，晏安澜正带着军队疲惫地抵达宁远望海甸，当天的两顿便饭还是靠江营供给的。他顾不上安顿自己，每到一地先了解大战前的军心民心，当发现这里嗷嗷待哺的饥民达一百余村一万数千人时，急电告吴大帅运粮赈济灾民。湘军设指挥大营于牛庄后，安澜夙夜劳心，虽咳嗽不已却坚持深入前线军营。为巩固军心士气，他“每出或骑或步，必在本队之前，即临险地，亦且只身独立久之，始归”。其部署的海城之战，因武器装备落后、湘军与川军各行其事配合不力、军纪败坏，而难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晏安澜痛苦地记道：“日日进攻，大炮对击”，“又无日不到他营，无战不临前阵，寇亟攻之，我师败绩，阵亡六七百人，今夜冒雪归来，心力已瘁，竟不能支持矣。”二月八日，牛庄沦陷日军之手，清军溃败，晏一骑拼力突出日军重围。十九日，湘军奉旨退驻锦州，命晏返京。
由于众多原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发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难能可贵者，晏安澜以明知自己难为而勇敢为之的爱国主义精神，为这场反侵略战争担当了一份责任，成为其恩师、主帅吴清卿称赞的“文武兼资”的人才。
一马一仆南国行
每当户部有事时，晏安澜都能独当一面。光绪廿四年秋，阴雨导致黄河在杨史口一带决堤，洪水漫溢河北山东二十多个县，灾民遍地。十一月廿二日，光绪皇帝召见户部尚书询问查赈办法，尚书溥公对曰：“皆有为有守者。”这时，户部员外郎晏安澜正在考察山东灾后赈务，随后即赴冀鲁两省的德州、固安、雄县、郑州、任丘、河间、献县、阜城、陵县、临邑、齐东、惠民、海丰、平邑、乐安等县，通过两个多月走村串户地详细调查，肯定了各县成绩，指出了存在漏报、误报、虚报冒领赈钱等问题，严厉要求各地如实“依数造册，对孤寡残疾、极贫老妇再赈”，要求富户“斥私财”助赈。
宣统元年(1909)五月十八日，晏安澜又一次羸马瘦仆踽踽行走在北京至郑州泥泞的路上。因朝庭度支部针对“淮淅盐纲疲敝”，特派晏及张茂炯等十员赴南方产盐销盐地考察。时临盛暑大雨洪注，其他官员视为畏途不敢动身，独晏毅然南行。
盐，关系到国计民生。那时，他的家乡陕南是偏僻穷苦的山区，“斗米换斤盐”，老百姓常吃不上盐，也吃不起盐。晏安澜从事盐务之后就思考着国裕民便之道，为此钻研了唐代刘晏盐法和清代于文成盐法，并整理了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两淮盐纲，比较各种盐法实施的利弊，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着出《两淮盐法录要》和《沿海产盐州县地理志》，受到相国翁同和赞扬。朝野评述：“陕西儒官有声绩者二人，一为三原王宏祥纂《赋役全书》，一为晏安澜纂《盐法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