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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代代传

红色基因代代传

2019-04-04 08:37:22

来源:来源:商洛日报 - 商洛之窗

  ——洛南马河无名烈士墓引发的故事

  王志锋 张勤学 许耀堂

  溪流潺潺,鸟语声声,和风细雨柳如烟。迎春还没有卸妆,连翘花开得正盛,红的杏花、粉的桃花纷纷探出头来,一起装点商洛山的春天。

  洛南县四皓街道马河村地处蟒岭腹地,在移民新村北边一处向阳的土山岗,当地人称“烈士台”的地方,这几天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两座凸起的坟茔前摆放着花篮,近旁的乔木上悬挂着白花、纸绺,拄着拐杖白发苍苍的老人、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佩戴军功章的退伍军人,还有几对青年恋人,不约而同来到这里扫墓,面对墓地鞠躬。

  清明时节,笔者到这里采访,试图揭开这两座墓的秘密。

红色江山血染成

  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山顶的机枪喷出的子弹织成密集的火力网,远处飞来的炮弹在山坡上炸出深坑,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继续向上冲。从山腰到山顶,近在咫尺的冲锋路上,倒下成批的战士,鲜血染红了草丛、石头和泥土。突然,冲在最前面的一位年长的战士和一位小战士一跃而起,迎面抱住两挺机枪……

  这是李先念将军率领中原突围部队之一部转战蟒岭山区创建蓝(蓝田)洛(洛南)根据地时,于1946年8月上旬的一天,在洛南县四皓乡(今四皓街道办事处)柴峪村火石疙瘩发生的一次激战。最初,我中原突围部队遭遇国民党商洛绥靖公署保安团主力伏击,激战从黄昏开始一直到傍晚,取得全胜时,参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胡宗南部之一部投入战斗,我中原突围部队随即撤出战斗,急行军至马河村西边的仰望山,又发生遭遇战,全歼敌匪。此后,我中原突围部队以五峰山为中心(现商州北宽坪镇以北)建立根据地。

  次日凌晨,我善后部队一个班带着马河村的数十名群众掩埋牺牲的战友,发现夺取敌人机枪的两位战士失去了头颅。

  善后部队把两位英雄的遗体抬回马河村,从当地购买了两副棺木,选择安葬地点时,一位袁姓贫苦农民(马河村二组袁奎娃的父亲)说:“我房背后阳坡台是一块风水宝地,是我仅有的五分地,把英雄安葬在这里,我照看也方便。”部队营长说:“那好,就安葬在这里。”

  当天深夜,举行简单的安葬仪式后,这位营长悄悄地对袁姓贫苦农民说:“现在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掘墓,这里埋葬的是空棺木,英雄的遗体安葬在一处隐蔽的地方,革命胜利后你再告诉政府真实情况。”随后,营长的通讯员把袁姓村民领到一处林木茂盛的山坡,指明了真实的安葬地点。这里山高林密,草木茂盛,泉水长流,经常有大蛇出没,当地人称蛇沟垴。

  我中原突围部队撤走后的第三天,阴云密布,国民党保安团四皓民团头目张广才伙同胡宗南部队一部在马河村进行血腥报复,烧掉了七八户帮助过突围部队的农户的房子。马河村园沟(现六组)人杨德,在抗战初期加入八路军,随中原突围部队转战到马河。国民党反动派首先烧掉了他家的房子。

  冀天禄是远近有名的医生,家庭比较富裕,随突围部队医治伤员,一周后回到村上,他家的房子全部化为废墟,32箱土蜂全被烧掉。当地的贫苦农民,这家给几升苞谷,那家给一袋洋芋,捐粮捐物建了三间土房,帮助一家人度过饥寒。

  当地开明士绅郝名义提供食宿,集中收治突围部队伤员,部队撤离时,又捐粮食。反动头目张广才烧了他家的四合院,到处追杀他,他和家人只好流落他乡。新中国成立后,郝名义回到故土,出具了突围部队开具的借粮收条,人民政府给予褒奖。

  1950年清明前后,袁姓农民看到红色政权稳固,向当时的马河村党支部书记冀生华说出了烈士墓的秘密,并说:“部队营长告诉我,年龄大的是新四军排长,年龄小的是战士,都是湖北人。”冀生华组织村民,按照当地的风俗,迁移了两位烈士的遗骨,骨骼长的安葬进靠前的墓中。

  二十世纪60年代,马河村大搞农田建设,把建在耕地近旁村民的坟都平了,但支部书记冀生华不仅不让平烈士的坟墓,还在每年清明组织祭奠活动。

  现任马河村党支部书记冀玉虎(冀天禄的儿子)谈了以上情况后,说:“去年七一召开党员会,刘德民提出整修烈士墓的要求后,我走访了本村和附近村的老者,了解到这些情况。”

  马河村二组村民刘德民居住在烈士台下面的平川处,他家的大门上悬挂着“红星党员”牌匾。

  “你为什么被评为红星党员?”采访时,我们问。

  “因为给烈士守墓,每年除夕之夜,我和卢占全要在烈士墓前坐半晚上。去年,全村党员把我们俩评为红星党员。”听老刘这么说,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

  老刘挺健谈,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烈士墓的故事。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每年当地党组织在“七一”、学校在“六一”、群众在清明组织祭扫烈士墓活动,佩戴的小白花都是学校组织学生制作的。凡是参加祭奠的,都要面对烈士墓鞠躬,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还举行宣誓仪式。

  “那两位烈士的头到哪里去了?”我们问。

  老刘说,1973年农历正月过后,村民参加集体劳动,休息时谝闲传,在新中国成立前给国民党保安团四皓民团头目张广才当“狗腿子”的马河村的白生玉才说出实情。那场战斗结束后的当天傍晚,他和四皓乡柴峪村的民团团丁谢运功(当地人称“歪头子”)打着麻秆火把,带着民团配发的大刀,到战场上发横财,结果什么也没有捞到,发现两位战士还活着,腰部以下血肉模糊,年龄小的战士要喝水,他说“让你喝”,给小战士嘴里尿。谢运功说我们把新四军的头砍下来,到张广才那里请赏。说着说着,就把两个活生生的战士砍了头。两天之后,两位战士的头颅挂在四皓桥头大路旁的杨树上,头颅下面张贴着“这就是共产党的下场”。

  白生玉当天黄昏说出这事,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被马河乡的武装干事和基干民兵押解到了县政府。

  现任马河村二组组长卢礼智(1986年至1992年担任村主任),当时是基干民兵,我们当即进行采访。

  他谈到,白生玉在解放初定为反革命分子,说出自己参与杀害两位战士的事情时,已经70多岁。经政府审查,很快被放回。1973年清明,我们村给烈士扫墓,把这个坏家伙五花大绑押解到现场,让其跪在墓前。当时,有几位小朋友说:“可怜的”,老人们说:“这都是轻的,在旧社会,他让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共产党不枪毙他,是共产党讲仁义。”

  他说:“组织祭奠活动时,大队从马河公社开了介绍信,我和两名民兵身背钢枪,到四皓公社押解谢运功,才了解到这个坏家伙在解放初畏罪自杀。”

  从此以后,当地人在每年清明祭奠烈士,都要把白生玉押解到现场,让他讲述他的罪恶;同时请当地帮助过共产党军队的老人,讲述烈士的英雄故事。

  据《中共洛南历史》记载,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以国民党部队大举进犯中原根据地为标志,全面内战爆发。8月1日,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在洛南苗沟(今丹凤县),以第二纵队(前身为新四军五师)37团第3营为骨干,与陕南游击队两个中队合并组建蓝洛支队。8月下旬,在与马河村一岭之隔的北宽坪唐渠建立商洛县委、县政府,当时,在洛南县的马河、姚沟等地建立乡政府,马河乡、姚沟乡还成立了两个游击中队、3个分队。期间,马河村多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

  卢礼智谈到,马河村三组农民冀清俊曾给中原突围部队办过事,国民党反动派怀疑他是共产党员,1947年冬天,在四皓乡代塬村骆驼岭砍了他的头。马河村十一组的郝朝中曾任红色政权商洛县龙王庙(现商州区板桥镇辖区)乡乡长,被国民党反动派在龙王庙乡李河村杀害。马河村十一组的刘德龙在山西参加八路军,与日本鬼子拼杀多年,经历多次战斗,随中原突围部队转战到蟒岭山区,大约是1946年9月份,回村与未过门的媳妇完婚,在结婚当晚,被国民党民团抓到洛南县城残酷杀害。

红军“烈士”把家还

  1973年2月,马河无名烈士墓的谜底揭开后,在洛南引起轰动,一时间,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祭奠。从这年开始,当地每年举行祭奠活动,一位当地人称“红军娃娃”、在国营天兴春饭店担任经理的陈姓老人,总是早早来到这里,向烈士献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后来,当地不再集中组织祭奠活动,但每年清明,这位“红军娃娃”也来。因为经常来,马河一带的老辈人称他为老陈,年轻一代的称他为“陈胖子”。1983年正月,“红军娃娃”在病危之际,最后一次到这里。

  “陈老不是马河人,为什么每年都到这里祭奠?”马河村采访后的第二天,通过几个微信群,我们找到了陈老的后人陈民权,他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陈民权现任县政协文史专员,给我们讲述了父亲陈则贤的故事。

  陈则贤,湖北省麻城市顺河镇林店村人。麻城是红(红安)麻(麻城)起义的核心区域,1929年冬,13岁的陈则贤和本村几十名青少年结伴参加红军。因为年龄小、个子高、机灵,他被安排在红25军军部担任通讯员。

  1934年12月8日,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的红25军,冲破国民党部队的重重封锁进入洛南,首战铁锁关(现属高耀镇),再战九泉山(现属三要镇),血战庾家河(景村镇以南蟒岭腹地,今属丹凤县),全歼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陕军42师3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60师大部,为在商洛创建根据地打开了局面。最险恶的庾家河战斗中,军长程子华双手被子弹打穿,一颗子弹从副军长徐海东的左眼打进、后颈穿出。

  这时,18岁的陈则贤已经是军部特务连的战斗骨干,九泉山激战中,他带领一个班的战士抓住几根藤蔓,从峭壁夹缝中攀爬到山顶,向敌群连续投掷集束手榴弹后,右腿中弹,几乎在同一时间,一颗炮弹在身旁爆炸,一个班的战士被气浪掀翻到悬崖下。

  重伤昏迷的陈则贤,三天后清醒,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个山洞里,洞口被玉米秆堵得严严实实。身上穿着老乡的衣服,裹着破破烂烂的被子,被麦草遮盖着,受伤的大腿虽已包扎,但仍不停地渗血。

  原来,敌我双方撤出战斗后,当地一位猎户发现了他,把他转移到距九泉山七八里的九华山(现属景村镇),请当地郎中给他治伤。国民党民团在九泉山一代搜山,这位猎户又把他送到资峪村(今属丹凤县)王姓亲戚家里养伤。

  三个月后,他拄着拐杖,拖着伤腿,看望救命恩人,才知道那位猎户全家遇害。此后,他不敢再在百姓家里养伤,因为湖北口音重,便装作哑巴到处乞讨,遇到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才敢打听红军的下落。

  半年后(1935年5月初),打听到红军占领洛南县城的消息(1935年4月18日,红25军攻克洛南县城,军部设在文庙,颁布《关于商业政策的布告》),他拄着双拐,沿蟒岭小路赶到洛南县河口时,才知道红军已转移数日,便隐姓埋名,在县城周边打短工谋生。

  那个年代,土地都被地主霸占着,给地主干活,怕暴露了身份,给贫苦群众干活,贫苦群众连自己一家人都养活不了,多数时间,他依靠乞讨生活。1936年洛南大旱,他流落到四皓一带的药王山,依靠药王庙杨姓守庙人的接济度过灾年。

  那年腊月初八,陈则贤因伤寒高烧不退,昏迷两天两夜,说胡话。清醒后,守庙人盘问:“你老实说,你是不是红军?”他说:“我是红军,是徐海东的部队,靠你的接济,我才没有饿死,你把我送到白匪那里领赏吧。”

  1937年的春节,他是在这位守庙人家里度过的,这是他随红25军进入洛南以来第一次没有东躲西藏地过了一个年。

  过完年,这位好心的守庙人介绍陈则贤到位于洛南县城南街的天兴春饭店担水。当时,城里人用水都要从洛河中挑,政府机关、饭店和大户人家靠买水吃。他给饭店挑水,一天管两顿饭,晚上在饭店休息。给饭店挑水之余,也挑水卖给大户人家。这时,他的“红军娃娃”身份,已经在贫苦百姓中传开。

  一年后,天兴春饭店的掌厨(可能叫杨厚德)看陈则贤是个好后生,就收为学徒,手把手地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教给了他。22岁那年,师傅请媒婆给陈则贤说媳妇,天兴春的王老板给他举办了婚礼。

  抗战时期的洛南县县长,是一位拥护共产党抗战主张的开明爱国人士,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在洛南很快传开,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打日本最勇敢。

  这时,陈则贤已经有两个孩子,向师傅提出到山西抗战前线找老部队的想法,师傅说:“你走路一瘸一拐的,到部队给部队添麻烦。”他又向妻子说出自己的身份和想法,妻子说:“你是红军,我嫁给你时,舅舅早就告诉了我,正因为你是红军,我才嫁给你。我从洛南中学毕业后,本想着上大学,因为嫁给你,学也没再上。我不反对你当八路,但你想想你到部队能干啥?”

  1946年秋冬,我中原突围部队在四皓、胡河、马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影响很大。四皓乡柴峪村火石疙瘩激战后的第三天,陈则贤到这一带打听部队的下落,当地群众说:“不知道,你看看四皓桥头杨树上挂的啥,民团到处抓人,恐怕共产党部队已经离开了洛南。”

  陈则贤因重伤昏迷脱离红军,隐蔽生活13年后,迎来洛南解放。1949年6月6日,中共洛南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8日从城关镇周村移驻县城。6月9日清晨,陈则贤向县长严敏公开了红军身份。

  那天,他特意换上已经褪色、补丁摞补丁的红25军军服,从天兴春饭店出发,来到县政府,如泣如诉地讲述了自己隐姓埋名、寻找红军的故事。消息传开,人们竞相到天兴春饭店观瞻。

  1953年早春,县政府出资,安排陈则贤回故乡探亲。徒步经巡检翻越秦岭,经太峪进入潼关地界时,当地民兵看他又胖又高大,把他当逃跑地主堵在一处狭窄路段,他赶忙拿出洛南县政府开具的“红25军战士回湖北麻城林店探望父母,请沿途关照”的介绍信,当地政府特意留住一宿,第二天把他送上火车。

  回到故乡,来到家门口,他看到门顶挂着“红军烈属”的牌子,以为是自己的弟弟参加红军牺牲了。

  弟弟告诉他,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的50多名乡亲,只有两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回过村里,说其他人都牺牲了,说你牺牲在商洛。父母亲一直盼儿子回家,听说儿子牺牲了,不到几年都去世了。

  在故乡住了个把月,把当年一同“闹红”的家庭一一拜访、慰问后,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土。

  1954年天兴春饭店带头公私合营,陈则贤担任经理。后来,组织让他担任区长,他说:“我没文化,只有做饭的手艺,还是在食堂工作好。”

  1961年10月上旬,和陈则贤一同参加红军的陈明池将军(中将,当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要职)参加国庆观礼后,乘专机到西安,专程赶到洛南看望陈则贤,与陈则贤全家合影留念。

  1983年清明前后,陈则贤因积劳成疾逝世,享年69岁,县委、县政府隆重召开追悼大会。他有6个孩子,三位是共产党员,三位是白衣天使。

  陈民权是老人的次子,他说:“父亲每年清明都到马河烈士墓祭奠,是因为听说烈士是湖北乡党。平常想家乡了,思念起亲人,也到烈士墓坐坐。去世那年,还专门叫上我们兄弟姊妹,一同祭奠。”

难忘一门三英雄

  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中叶,在马河无名烈士墓,有组织地举行纪念活动已不多见,但当地群众自发的纪念活动从未间断,每年清明祭奠祖坟时,他们先要到这里烧纸、挂纸绺。

  从1986年开始,有一位中年人,在每年的正月十五、清明、十月一和大年初一,都要到这里送灯、扫墓、送寒衣、送水饺。10年后,他不仅如此,还常常在这里傻坐,有时自言自语,有时泪流满面,有时站在树下抽抽烟,有时似乎在祷告。20年后,早已是花甲老人的他,依然如此,不过这时,他要拄着拐杖,从大路到这里不过百米的路程,他一步一蹒跚地走到烈士台下面,再沿着崎岖的小路爬到台子上,需要花费个把小时,在烈士墓前坐的时间也更长了。30年后,早已是古稀老人的他依然如此,不过这时,要靠孩子搀扶才能成行。从5年前开始,每年清明时,村支书和村主任亲自搀扶着他,到这里鞠躬。

  这位老人叫冀生福,马河二组(东沟)人,生于1941年农历十一月初五。

  “听群众说您老经常到烈士墓去,为什么?”看望他时,我们问。

  “没啥,想儿子了,就去看看。我儿子牺牲后埋在云南,远离家乡。这两个孩子是湖北人,埋在这里,也是远离家乡,都是为国牺牲的。”他说。

  冀老今年78岁,走起路来有点蹒跚,看上去是那样的瘦弱,但耳不聋眼不花。脑子不是很清白,讲述往事时,一会儿讲大儿子的故事,一会儿又讲大哥、二哥的往事,忽然又回到三儿子身上。

  冀老的大哥叫冀国岱,旧社会给乡绅查国璋扛长工,17岁那年,在沟口(现抚龙湖下游)杀麻(用镰刀收割大麻),回家途中被两名保丁堵住去路,他说:“有啥事,先让人把饭吃了。”这时,他手里还提着给东家割的豆腐,两保丁一把夺过豆腐,连同盛豆腐的盘子向他嘴里塞,二话没说就绑了,拖到县上,拉到国民党部队当兵。这大约是民国22年的事情。

  半年后,部队开拔到安康,与红军作战。与红军相隔一道大山时,国民党连副训话说,红军就在对面山下。训话后,班长给士兵偷偷讲:“红军是天兵天将,遇到红军后,用双手把枪举过头顶,神仙救你活命。”天麻麻黑,冀国岱带着枪,偷了两捆手榴弹,跑了一个晚上,跑到红军阵前,再爬到战壕前方,看清对面是红军后,双手把枪举过头顶,高喊:“红军大哥,我要投降。”他把枪和手榴弹交给红军战士后,红军班长安排他吃饭。连长问话,他回答:“我是陕西兵,昨天到这里,一个团住在你们对面的山下。”吃过饭,连长问:“愿意参加红军吗?如果愿意就拿上你的枪。”冀国岱要了顶红军帽,就这样参加了红军,后来入了党、提了干,新中国成立初回家时,骑着大白马。他随部队长期驻守新疆,45岁转业到当地油田,后来调到甘肃庆阳油田。离休后,回到马河村居住,1982年去世,享年61岁。

  冀老的三哥叫冀生玉,在大跃进开始那年参军,到青海当兵,参加西藏平叛战斗,立特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在火线上入党,从班长提拔为副连长。说起三哥提职,冀生福解释说:“遭遇叛匪骑兵袭击,一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战斗到援军到来时,就剩下我哥和另一个排的排长了,两人都提拔了,都是连长。”

  28岁那年,冀生玉因伤残转业回马河,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1964年回村到1989年51岁时去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5年,带领群众在东沟修建人造平原500亩,在西沟修造石坎梯田100亩,修通村公路5公里。在那个年代,马河大队曾是闻名全省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

  冀老有三个儿子,小时候,个个长得像小老虎,从上小学起,就参加学校组织的祭奠烈士活动,崇尚英雄。老大冀新哲,参加活动时还担负讲解员的角色,专门讲两位伯父的战斗故事。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1989年12月停战,以我方取得全胜而告终。期间,冀生福的大儿子冀新哲踊跃报名参军,1984年5月15日,在老山地区收复八里河东山的战斗中英勇献身。和冀新哲同批入伍参战的洛南籍战士近300人,40多人荣立战功,在战斗中牺牲5人。洛南县永丰镇李洼村的吴全明和冀新哲同批入伍,在同一个团作战。采访中,他为我们还原了冀新哲作战的场面。

  八里河东山与老山主峰隔河相望,敌我双方反复争夺,地面阵地土焦石崩,山上的原始森林被炮火摧残得面目全非。1984年5月15日17时,冀新哲所在的1营2连担任主攻任务,经过62分钟的惨烈战斗,占领表面阵地。冀新哲肩负火焰喷射器,紧随谢国华(1979年昆明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副连长,一路冲杀,消灭数敌后,在距34号高地10米处的一个山洞前,被敌炮弹击中,两人壮烈殉国。

  吴全明所在的3营9连担任助攻任务,在战斗即将结束时,听说冀新哲牺牲,到战场寻找遗体,已辨认不清那具遗体是冀新哲。他和战友们把伤员和烈士转移到山下,部队进入正常防御。

  吴全明在1984年4月29日参加攻打老山地区松毛岭战斗时,荣立战功。1984年6月5日,在八里河东山防御作战中,因抢救班长陈光云身负重伤。1985年元月,因伤残退伍。

  他和当年一起参战的战友,每年清明祭奠洛南籍烈士,关心关爱烈士家属,冀生福老人是他们重点资助的对象。

  1983年10月冀新哲入伍后,冀生福每月都能接到儿子的来信,到第二年5月份,突然杳无音信。老二冀新运、老三冀新民多次去信,都没有回音。老人到处找同批入伍的洛南战士的亲人打听儿子情况,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在煎熬地等待中,于1984年11月等来烈士证,得知儿子牺牲后安葬在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老人在1986年、1987年清明,两次给儿子扫墓。

  冀老的老伴张秀琴思儿心切,忧郁成疾,两次扫墓都没有成行。为了寄托对儿子的哀思,同时也为了不再给政府添负担,老人从云南儿子的墓地抓了把土,连同儿子生前的衣物、课本、照片,在家门口的山坡旁建了衣冠冢。

  每当思念起儿子,冀生福老人和老伴就到衣冠冢旁坐坐。到了儿子的衣冠冢旁,他又想起无名烈士墓,便又到烈士台坐坐、看看,抽几根烟,说说话,烧烧纸……

  采访归来,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在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斗争中,涌现的人民英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忘记了英雄的民族,是可耻的。我们要不忘初心,铭记烈士,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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