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党史资源丰富，利用学习得天独厚。征编资料是搞好党史工作的基础，深层次的研究和将研究成果转化推向社会层面则是长期任务。20世纪末，集全体党史工作者心血与汗水编纂的《商洛革命史》公开出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进入21世纪后，率先在全省开展对革命遗址的普查登记工作，编辑出版了以遗址为内容的《红色印记》；从党史知识的学习普及出发，先后编纂出版《商山长歌——商洛革命史教育读本》《商洛党史故事》《商山忠魂》，并按照新时期全国编写党史基本著作要求，在以前的基础上修订出版《中国共产党商洛历史》(第一卷)，七县(区)也同步完成了各自党史一卷本的编纂出版工作；在对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对山阳县袁家沟、丹凤县庾家河等部分遗址进行了修复重建，发挥了革命遗址的现实教育功能。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邀请文史界、理论界代表举行座谈会，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收到良好效果。
在党史部门30多年的工作中，我们见证了党正确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全过程。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198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条目上说：“除以上主要根据地外，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建过……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等”。这是中央权威部门在重要著作中第一次提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也是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列出专题，根据“事件发生在哪里就由哪里负责”的规定，省上分配商洛负责征编。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帮助下，征集工作进展很快。根据详实资料整理的“综合报告”“大事记”和“组织序列”逐级上报到省上、中央。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将“综合报告”刊《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中央党史研究室将“研究综述”刊《党史研究》公之于众。中央3个工作部门各司其职，及时表态。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家主席李先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示与关心下，商洛老区的历史地位得到国家认可。历史遗留问题回归应有位置，使全体党史工作者深受鼓舞。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资料库从空白到逐渐丰富，离不开老同志、特别是当年曾在根据地战斗生活过的革命先辈的鼎力支持。过去对根据地我们一无所知，是原红25军军长、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建国后任国家民政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揭开它的秘密。程子华原是中央红军师长，1934年中央军委派到红25军传达中央指示，到部队后却被省委决定担任军长，带领部队实施战略转移。1978年程子华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回忆在周总理教诲下走过的胜利历程》，第一次披露了红25军长征入陕到今丹凤县庾家河开始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史实，公开了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于龙驹寨的秘闻，惊动商洛。1982年5月，原中共鄂陕特委书记、红25军政治部主任，后任中纪委副书记郭述申来商洛考察，听取地委关于党史资料工作的汇报后，介绍了省委和红军组织以及领导成员；到丹凤庾家河街省委会议旧址、七里荫岭战斗现场讲解落脚陕南的决策，打退敌人追兵突袭的胜利及第二天蔡川整编部队的情况，使我们从此一路走下去，很快获得重要资料。这年11月，徐宝珊生前警卫员、民政部原副部长李金德来商洛核实徐宝珊病逝后夜晚被掩埋在龙驹寨北门外鸡冠山山腰的地方，又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原红74师师长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军区政委的陈先瑞，亲自到镇安看望负伤掉队的白明峻，证明白明峻曾任中共镇安县委书记、鄂陕第5路游击师政委。中央军委批准编写红25军战史，陈先瑞、李金德分别是编委会办公室正、副主任，派编写人员和我们一起到7县访问，最后举行座谈会，交换对资料的认识，建立协作关系；各负其责，互通情报，交流资料，成果共享，军地互补，双方受益。郭述申在红25军长征前曾任鄂豫皖省委常委，蔡川整编时省委任命为军政治部副主任，地县邀请郭述申为老战友徐宝珊撰写纪念碑文，丹凤县在烈士陵园建立徐宝珊纪念碑亭。陕西省委、省政府纪念鄂豫陕根据地60周年时，原红25军老战士和3省8地市的代表专赴丹凤县徐宝珊纪念亭，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和湖北省、河南省、陕西省省委、省政府敬献花圈，缅怀徐宝珊同志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