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招生来说，基本上从本科生、研究生再到博士生的录取决定权，都掌握在高校自己手中。换言之，高校的相关人员可以决定一个考生教育权的实现与否。再比如说学位授予，也会发生学商勾结的现象，一些商人通过捐款获得了学位。”林喆说。
财务和基建领域也是如此。汪平所在的高校是几年前由两所专科院校合并升为本科的，其间两所学校的中层干部重新轮换竞聘上岗，“当时，学校一把手直接由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担当，几乎所有的中层以上干部都忙着找关系托人，一些热门的职务如财务基建等更是引发了激烈的争夺”。
汪平向记者透露，像基建处长这样的岗位，通常是一把手的自己人。而在学校专升本改制完成之后，基建项目高达数亿元，各路施工方均对此垂涎三尺，其中不乏校领导的“关系人”。
高校行政化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高校官僚机构的急剧膨胀。
“我计算过，一般情况下，一所大学大概有处长、副处长150名左右，副处级干部30人左右，科级干部1000人左右。”熊丙奇告诉记者，高校已经出现了“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现象。
林喆也举例证实说，某大学有“校级领导共11人，校长助理10人，正处级以上干部200多人，副处级以上干部500多人”。
仅靠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来严把工程建设关、财务关、招生关以及领导班子决策关，是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高校一把手倒在工程、财务和招生中了
关于高校腐败的成因，尽管各方人士众说纷纭，但主要矛头还是逐渐集中到了近年来高校日益严重的行政化体制。
在今年全国政协会上，以高等教育界人士为主体的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一份提案，直指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的违规招生、学术腐败和后勤腐败三大问题。
九三学社中央认为，大学体制的行政化导致学校内部权力高度集中，成为高校腐败的直接诱因。尽管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通过由教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和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但实际情况是，一些高校的教职员工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得不到保障，更遑论参与管理。
上述提案道出了诸多关注高校改革的有识之士的心声。
“工程、财务、招生，确实是高校腐败高发领域，高校反腐紧抓这些领域，也可谓抓住了要害。”熊丙奇说。
在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赴武汉推动高校反腐的会议上，有关负责人明确要求，高校要“严把工程建设关，严把财务关，严把招生关，严把领导班子决策关”。
“严把‘四关’的排比句好写，但却都有一个问题：谁来严把工程建设关？谁来严把财务关？又是谁来严把招生关和领导班子决策关呢？以反腐工作部署看，这个‘主语’应当是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而问题是，近年来高校腐败频发，问题就出在这个‘主语’上。”熊丙奇说。
“仅靠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来严把工程建设关、财务关、招生关以及领导班子决策关，是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高校一把手倒在工程、财务和招生中了。”熊丙奇认为。
熊丙奇进一步分析道，高校工程建设出问题，就是一把手或者分管领导说了算所致。从建不建到怎样建，师生都没有参与决策与监督的权利。“有的建筑，比如豪华校门、豪华办公楼，师生在学校BBS上发帖反对建，但没人理睬。这虽谈不上腐败，但至少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建设工程即使有所谓的公开招标，但背后都有很大的猫腻，与领导关系密切者总会是最终的中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