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公诉方认为，刘南林涉嫌职务侵占罪的资金主要有两笔：2008年6月，刘南林履行了其曾经同意取消的合同，花费200万余元从深圳世纪非晶公司购买了7台长期闲置的旧设备；2008年9月，经刘南林安排、张涛签字审批，从ULA公司账户上转走2267万余元人民币，其中1880万余元被划至刘南林所控制的关联公司。
据了解，2008年，张志浩等人曾向深圳市公安局报案，深圳市公安局认为此案属于经济纠纷，不予立案。其后，张志浩等人又向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报案。同年11月，湘潭市公安局对此予以立案，并于不久后对刘南林实施逮捕。
4月12日的庭审中，刘南林是否构成合同诈骗和职务侵占，成为控辩双方争辩的焦点。而另一个庭上辩论的焦点则更加引人注目：即使控方陈述事实属实，是否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退一步说，即使检方说的都是事实，他也不构成犯罪。”在结束了将近11个小时的庭审后，田文昌告诉记者。
“控方指控刘南林的理由，包括虚构出售不存在的股份、股权转让等，都是以民事权益为前提的。”刘南林的另一名辩护律师朱永辉说，股份真假的问题，就是说刘南林和张志浩之间到底谁是股权的真正持有人、民事权益人，这是一个民事问题，而这恰恰成了控方“虚构股份”的指控依据，也就认定了刘南林不是民事权益人，这就是以刑代民的一个表现。
“可以用民事办法来解决，何必用刑事办法来解决？”
“一场纯粹的民事纠纷由于一方的报案，就演变成了刑事案件，这样的转变已经渐渐走向了‘化’的趋势，已不是个案这么简单了。”带着刘南林案件的种种问题，田文昌在“民事纠纷刑事化与和谐社会之冲突”研讨会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我代理的两起案子，不论是刘南林案还是颜立燕案，本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且是可以妥善解决的民事纠纷，却以刑代民，把民事问题刑事化。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有纠纷，为什么不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这种以刑代民的倾向在现阶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倾向性是不健康的，更是有危害的。”田文昌说。
“其实，早在几年前，这种‘被刑事’的案例就已经开始凸现出来。”江平说，“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上海颜立燕案，其中一项罪名是合同诈骗罪。一个人到银行借了一千万元，但是到还钱的时候还不了，就构成诈骗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结论。如果按这样的结论来看民法里面的规定，那就变成合同不能履行就是诈骗了。”
“我认为，解决民事纠纷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能够用民事办法来解决的尽量用民事办法来解决。”江平进一步分析道，“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从最根本来看对社会是否构成了危害。如果这个行为对社会没有构成太大的危害，或者危害不大的话，可以用民事办法来解决，何必用刑事办法来解决？”
“我现在也很难绝对地说，刘南林、颜立燕的案子里面一点罪都没有，因为实际情况很复杂，但是我们从证据角度来说，至少很多方面可以说明这两个案子可以用民事的办法解决，也可以用刑事制裁的办法解决。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把握不准，或者证据不是特别确凿的时候，我们宁可用民事来解决，而不用刑法来解决。”江平说。
据了解，目前，这种被“刑事化”的民事纠纷范围在不断扩张，而且已不再局限于企业之间的纠纷，其“版图”甚至延伸到了消费者维权领域。前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施恩奶粉消费者索赔被判敲诈”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他(指被告人)在中央台做节目呢，如果播出来多可怕……你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他动机不纯。你们为什么不起诉他敲诈？这样他会马上停下来，而且也让大家知道他说的话不可信。”研讨会上，“施恩消费者”案被告人的律师张燕生，向与会者口述了施恩公司有关负责人与他人商量“对付消费者”的真实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