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岁月
在让大家看完了那一沓“证明”之后，杨发堂老人渐渐开始说话了，他断断续续为我们讲起了曾经那段艰苦的历史。
1941年，就在这个现如今僻静安详的村子，却是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都在上演着抓壮丁的一幕。先是乡公所写个帖子，贴在墙上，谁家儿子今年可以去当兵，得送来，如果某年某月某日不送来，就将其家人抓起来。几乎很少有人将自己家的孩子自愿送去当兵，于是就成了随时随地抓人。白天村里的百姓见来人来头不对，就会提前跑。晚上，就有当兵的挨家挨户，前门堵后山守，或从床上按住，将绳子捆好，带走后扔在固定的地方。然后再抓下一个，抓完之后，用绳子拴着串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18岁的杨发堂也被抓住了。他们一群人被捆在二龙山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在一次吃饭时，其中一个被抓的人将稀糊汤倒在了抓人的兵身上，使得他们那一批被抓的人都逃跑了。但不幸的是，时隔不久，杨发堂又被抓去，这一次没有幸运发生，对方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拿铁丝将两个人缠住，然后拿钳子拧紧，缠住的两个人就连吃饭和上厕所都一起，就这样一直绑了40多天。“当兵的就跟犯人一样，当时没有人不哭的。”老人说。
比绑更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饥饿，一连几天都吃不上东西，每人每天只有两杯水喝，一同去的村里人在去宁夏的路上饿晕几次。有一次，他们走到了一条河边，大家疯子一般地扑上去喝水充饥，即使长官在一旁大喊着这水不能喝，味道苦。但大家谁也没有停止。“人都是拿命喝水呢，不喝根本受不了。”杨发堂老人说。后来到了内蒙古，终于能有一顿吃的了，老人记得他一天吃了12个饼，这才算是两个月多来唯一吃饱的一次。
杨发堂一去被分在了炮兵连，是在傅作义的军队。当时抗战已进入对峙阶段，老人所在的团只经历了一些小的战役，因为时间太久的关系，老人的记忆力不是很清晰。他只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战友去门外抬水，一颗子弹从战友眉头擦过去，自己站得偏后一些，子弹从自己的前方半米远处飞过去。“当时，我俩赶紧给长官汇报，部队连夜做好了战斗的准备。那一次和日本的战役持续了两天两夜。”杨发堂老人说。后来回想起来，只是一点点距离的偏差，他或者战友就可能失去生命。那几个月中，经常会发生局部战斗和偷袭。每一次战役过后，和杨发堂同去的老乡就有十几人战死，杨发堂每次都要悲痛很长时间。杨发堂也常能记起许多士兵受伤致残，因当时条件艰苦，得不到治疗，痛苦呻吟的样子，那场景历历在目。“常常做噩梦，梦见战场，梦见战友，战争太可怕了……”这么多年来，有关战争的事情老人已经忘记的差不多了，也许他根本不愿记起，但刻在他脑海中的那惨痛的一幕幕始终无法抹去。
1948年，老人跟随傅作义的军队来到了北平，年底时他作为代表参与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当时广播中一直播的是，文化古城任何人不能破坏，为了人民的安定，不让人民受损失，两军不要起任何冲突。”杨发堂老人说。通过多方的努力，1949年1月21日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22日，傅作义所辖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古老的文化故都北京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完好地得到保存，200万北京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破坏。
后来，老人所在的部队跟解放军合编，当时可以自愿选择去留，老人因为考虑到家乡的亲人，决定回家报平安。“回来后，家里人非常欣喜，我妈抱着我哭了很长时间。”杨发堂老人说。
不老的老兵
原本想着，回家之后的日子能平静下来。虽然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在生死边缘经历过后，杨发堂把一切都看得很平淡了。然而，生活总是不如意，几年过后，他就被归为“五类分子”，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五类分子”是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他们被排斥在人民概念之外，属于阶级敌人的范围。划归为“五类分子”就意味着被取消了基本人权，只能被动接受所有类型的处置而没有申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