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作文给杨老先生惹恼了，他说张学良在作文里骂他，就辞馆不干了。张作霖当时已经是奉天督军，督军署下面有个秘书处，负责秘书处的这人叫袁金铠。袁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张作霖说：“你看了你儿子写的那篇文章了吗？”张作霖说没看。他说：“那你把他写的那篇文章拿来，让我们看看。”秘书处的人，好几个，一看，他们说，哎呀，不怨这学生呀，这老师教不了这个学生！袁金铠也说：“这是个有思想的青年，这个先生不能再教这个学生了，这学生不是这个先生可以教得了的，这件事不是这个学生的过错。”“他们就推荐白佩珩当我的老师。”“那个时候，天津发水灾，我也不念书了，跑出去帮人募捐。白佩珩和杨景镇也有相同的地方，一遇国家或地方发生什么大事，就让我们做作文。白先生出的题目是‘救荒无善策’，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说：‘善策，要是有，荒，就不用救了。如果有善策还有荒吗？’他也看出来我是在说他。白佩珩也辞馆了，不教我了。”
没有了国文老师，张学良开始学习外语。“我的第一个英文老师叫徐启东，香港皇家书院毕业的。他当我的英文老师时（1916年），是奉天外交署的英文科科长，我父亲接见外国人，都是他当翻译。这个人我现在还很想念他，非常有修养，学问很深，话很少。对学英文，我原本很有兴趣，因为我父亲跟外国人交往较多，有一个叫伊雅格的，他父亲跟我父亲是朋友（注：伊雅格，苏格兰人。伊雅格的父亲在京奉铁路任职。伊雅格从小就生活在中国，会说汉语，与张学良交往密切。后来移居美国。1940年，赵一荻赴贵州前，将儿子闾琳交给他们夫妇照看。为确保张闾琳的安全，伊雅格夫妇在张闾琳读完小学后，又从旧金山迁居到洛杉矶定居。后经董显光夫妇求助旧金山市政当局帮助调查，才与张闾琳取得联系。1956年，张闾琳第一次到台湾，探望被囚禁中的父母亲。），我小时候就喜欢运动，比如打网球。那时候网球场很少，会打网球的人也很少。我就常到他皇姑屯的家里，那有个网球场，我就常和他在那打网球。因为这个原因，我跟他很接近，他也是小孩子，跟我同岁，又和他一起读书。”
“中国不会亡，因为有我！”
一位军阀的后代，思想上却超越了军阀，跟同时代的传统将领不一样，在封建结构中生活，思想不落后；在家长制的军队里为官，却追求民主；在战场上厮杀，却倡导和平，这令许多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