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沈云龙认为，张作霖“虽身处日俄两大强邻之间，却时刻不忘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周旋折冲，软硬兼施，不循故常，使觊觎者于既得权益之外，无可再生妄念，得以彼此相安无事。如果他能始终善为利用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置身事外，不与国内军政纷扰纠结一起，当可与五代十国时以盐枭起家而管辖浙东西十一州的吴越国王钱镠媲美”。（注：沈云龙：《从历史观点看张作霖的成败得失》，台湾《传记文学》第21卷第4期，第25页。）
台湾学者张式纶认为：“民国以来东三省承清季丧乱之余，如雨亭先生出而主持军政，绥靖地方，建设经营，则日俄战后，地方糜乱，人民涂炭，不知伊于胡底。如东北军政不能自卫，则南北满早为日俄所吞并，而无待于‘九一八’。华北内蒙之续被侵略，亦无待于‘七七’。外蒙古之独立，亦必大为提早。东北军进关则促使曹吴失势，有助于北伐。东北军出关而促进和平统一，是进退皆有益于大局，有造于国家。雨亭先生以一人之进退生死，而攸关世局与国运，如此其巨大，如此其深远。生为东北之重镇，国家之长城。死则以身殉国，重如泰山。中国近代史无论如何编纂，雨亭先生必然永居重要地位，成为民族英雄、历史伟人”。（注：张式纶：《论张大元帅雨亭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21卷第4期，第29—30页。）日本有位叫伊原泽周的学者评论说：“其实，日本对张作霖，只是希望他能像日俄战争后那样，为日本‘鞠躬尽瘁’，即使后来张作霖成了‘东北王’，日本也希望他能做个‘儿皇帝’。这样，日本可以通过张作霖独占东北权益，以摆脱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束缚。但张作霖不愿寄人篱下，企图做唯我独尊的国家元首，这又是日本当局绝不能容忍的”。（注：〔日〕伊原泽周：《张作霖“讨赤”与田中内阁》，《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西方研究东北亚问题专家，英籍澳大利亚人加文·麦柯马克在《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评论说：对于张作霖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当然，张作霖不是日本的傀儡。……张作霖试图利用日本来加强他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又防止受日本利用作为日本进一步侵入中国的一个工具。在这个限度内，他可能一直是天真的。然而，从其经历看来，他似乎确实坚定地坚持中国的统一与完整，只准备向日本人或东北自治的支持者们作出最为难于避免的策略上的妥协。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他应当得到比他通常已经得到的更为积极的评价”。
张学良研究会会长、辽宁大学胡玉海教授和张学良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馆长郭俊胜研究员在《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研究概述》一文中说，“在国际交涉中，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妥协和让步都是必须的，更何况我们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不能因为张作霖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有妥协，就说‘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考察张作霖统治时期的对外交涉，不仅频繁而且复杂，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在铁路建设、设领设警问题、商租问题、征收二五附加税问题以及军事冲突等各项交涉中，张作霖都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