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图片均由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提供 记者 欧钦平
中国学者近日宣布，日军侵华时期，被日本宪兵队以“特别移送”方式交给关东军第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受害者中，已有1467人的身份得到确认。据专家估算，这个被日本侵略者称作“马路大”的群体，至少在6000人以上。
所谓“马路大”，在日语中意为“圆木”，是731部队对那些接受人体实验的受害者的污辱性称呼。在这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的特设监狱里，他们一律无名无姓而只有编号，像动物一样被强制接受各种细菌或毒气的折磨，或被活活冻死，最终毁尸灭迹，无一生还。
翻开历史档案，你会发现，他们在跨进那道地狱之门前，其实都曾生动地活过、笑过、抗争过、战斗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为抗日奔走。
战后的60多年里，为还原那段历史，许多人仍在艰难前行。
朱家两“苏谍”
在他去世将近70年之后，已经很难有人说得清楚，朱云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给亲友留下了腼腆如大姑娘的印象；在日本宪兵队拍摄的照片上，身陷绝境的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宪兵队长对他的评价却是：“性格狡猾，生来懒惰，为了生活不择手段。”
今年4月，他的名字和照片被制成黑底白字的牌位，贴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纪念长廊上，旁边是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朱云彤。他们的身份，都是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马路大”。
据东安宪兵分队审讯记录记载，朱云岫曾在密山县黄泥河子恒山煤矿做机电工。1940年8月，朱云岫与苏联谍报员万信相识并被发展为谍报员。9月27日，朱云岫与万信一起越境入苏，在“浦拉特诺夫卡”国境警备队接受指令：调查平阳镇兵力、兵种和兵营数量以及鸡西发电厂的施工进展情况，获酬金120元。
审讯记录称，朱云岫在收集上述情报时患病，卧床两个多月，没能按规定日期入苏，预感到可能惹怒苏方，会有生命危险。为安全起见，便策划以加入日满军警密探为名开始谍报活动。
同属这一谍报网的，还有朱云岫的哥哥朱云彤和工友王振达。朱云彤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密山县国境警察本队警长。1940年9月至12月间，朱云彤曾3次越境入苏，接受的任务指令为：调查二人班、半截河和平阳镇附近日军情况，特别是飞机场的状况，并调查密山县公路网及铁路状况，共计获酬金330元。
1941年2月，万信被捕，但他当时并未供出几名下线。
当年3月，东安宪兵分队在对王振达进行侦查时，发现朱云岫与其交情颇深，故作为同党进行侦查，5月3日将二人秘密逮捕。同年9月，朱云彤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狱。
据朱氏兄弟的堂妹朱亚珍回忆，有一次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她曾巧遇被押送途中的朱云岫，“我很惊讶地问二哥上哪儿，二哥努努嘴，我看到他的双手被反绑着，肩披棉袄，后面有日本人看着。二哥还低声对我说，‘告诉家里人别为我担心，没啥事’。这时，日本人走过来，就不让我们再说话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二哥的确切消息”。
弟弟被捕一周后，自觉在劫难逃的朱云彤辞去警长之职回到家里，靠打短工维持生计。
朱云彤之女、现年69岁的朱玉芬说，母亲曾经告诉她，有一天，父亲回家对母亲说，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人，感觉自己活不了几天了，“他说自己如果真出事，就让母亲改嫁。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就不要了。他没说原因，母亲还以为他喝多了说胡话”。说完这话三四天后，朱云彤被日本宪兵带走。两个多月后，朱玉芬降生。
朱氏兄弟相继被捕后，父亲朱宝田急得四处打听。听说两个儿子都被日本人“喂了狼狗”，50岁的朱宝田急火攻心，头疼了3天便不治身亡。
沦为“马路大”
在日本宪兵队，等待朱氏兄弟的，无疑都是严刑拷打。
一番逼供审讯之后，东安宪兵分队对朱云岫做出如下结论：“该人性情狡猾，胆大妄为，在密山县辖各地诈称为特务机关或宪兵队之密侦，干尽坏事，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
在呈报给上级的审讯报告中，东安宪兵分队认为：“该人入苏及返满后的恶行危害甚大，对其应严加处置，故认为最适合特殊移送。”
按要求，这份报告迅速逐级呈报至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司令官原守随即下达指令，将朱云岫实施“特殊移送”——这看似轻描淡写的4个字，其实是一纸秘密而残虐的死刑宣判书。
接下来的程序是：东安宪兵分队派专人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批复，乘专车将朱云岫押送至哈尔滨宪兵队，由其转送或直接押送至位于哈尔滨南郊平房地区的731部队。
“从731部队盖戳接收的那一秒钟起，这个人就不再是人，他姓甚名谁、以前做过什么都不再重要。731部队接收的只是实验材料，也就是论‘根’计数的‘马路大’。”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和弟弟朱云岫一样，晚4个月被捕的朱云彤也未能逃脱沦为“马路大”的命运。
金成民说，“特别移送”只是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第一步。踏进地狱之门，“马路大”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所谓“特别移送”，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和关东宪兵队等多方秘密策划协同执行的一项非人制度，一方面解决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所需材料的来源问题，另外也便于各地军、警、特、宪机构对被捕的抗日人员和反法西斯志士进行秘密处理。
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第58号文件，对“特别移送”程序做出明确规定。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又下发第120号文件，将“特别移送”对象分为“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两大类。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根据他对众多731部队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震惊世界的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他在该书中称，综合许多人的证言，“马路大”大致有3类：中部战线、北部战线俘虏的八路军官兵、国民党官兵，以及在各个城市、农村从事抗日活动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等；在哈尔滨市内以及周边地区逮捕的苏联红军士兵、情报人员及其家属；另有一些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几乎都是受骗者，莫名其妙地成了“马路大”。
根据森村诚一的统计，“马路大”中中国人占七成，苏联人、朝鲜人和蒙古人等共占三成；年龄绝大多数在20岁至40岁之间，最大的40多岁；绝大多数为男性，只有少量女性。这些女性“马路大”，往往被用作性病的实验材料。
“魔窟”生活
无论性格刚烈的前伪满警长朱云彤，还是腼腆的煤矿机电工朱云岫，一旦关进731部队特设监狱便从此无名无姓，他们只拥有一个三位数的编号。
因此，研究者几乎无法在众多“马路大”中找出这对亲生兄弟，甚至连他们何时死于何种人体实验都无法确认。后人只能根据那些加害者只言片语的证词，勉强还原这个“食人魔窟”里的场景和数以千计受害者的群像。
在《恶魔的饱食》一书中，森村诚一写道：“‘马路大’被送进731部队之前，受到关东宪兵队不分昼夜的严刑拷打，审讯逼供，一旦进入731部队的特设监狱，就没有任何审讯拷打，也不强迫做苦役。不仅如此，还供给他们良好的伙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睡眠也很充足，据说甚至还发给维生素药片。‘马路大’被关押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体力，具有健康的身体。”
森村诚一说，这是因为731部队需要健康的实验材料，如果“马路大”身体虚弱、有病，就不具备作为实验“主体”的必要条件。同时，要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需要大量疫苗以保存自身，731部队在大量生产细菌的同时，还要开发研究疫苗，这需要进行很多实验和大量血清，因此也需要健康的“马路大”。
然而，这种营养充足、无所事事的“平时的日子”是短暂的，“轮到‘马路大’进行实验的时候，731部队队员就把鼠疫、霍乱、伤寒、赤痢、梅毒螺旋体等细菌注射到他们身上，或者放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去”。
很多“马路大”染病而亡，如果侥幸痊愈，也免不了再次接受实验，直至死亡。死去的“马路大”还有最后的利用价值，便是进行尸体解剖，最后才能焚化灭迹。
在细菌实验之外，冻伤实验是731部队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1938年，731部队长石井四郎针对在高寒地区作战的实际需要，设置了这一研究课题。
在严寒的冬季，731部队队员强迫“马路大”裸露身体或仅穿单衣到室外接受冷冻。如果是夏季，他们就把“马路大”赶入冷冻室。冷冻到一定程度，队员便拿着小木棒敲打“马路大”的肢体，直至听到很硬很脆的声音，才把他们抬入另外的实验室以不同方式解冻：有的用冷水浇，有的用温水泡，有的用滚水烫，以求得最佳解冻方法。
在极大的痛苦中，有的被实验者当场死掉，有的烂掉皮肉露出白骨。经过无数次实验，731部队得出的结论是用摄氏37度的温水浸泡是治疗冻伤的最佳方法。
在731部队，最为残虐的是活体解剖。他们不打麻药便将“马路大”当动物一样宰杀肢解，各种人体器官分门别类迅速泡入药水，以供教学研究使用。
朱玉芬得知父亲朱云彤和二叔朱云岫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是在1999年，但她至今不敢想象，两位父辈究竟死于何种实验，其情状有多残忍。她说，每次走进731部队遗址大院，她就有灵魂附体之感，不禁悲从中来。
她的悲伤，不禁为父辈的惨死，也为自己的经历。父亲和二叔被日本人抓走，爷爷接着暴毙，留下一群孤儿寡母。更大的麻烦则在于下落不明的父亲身份难辨，他为苏联红军送情报的事无人知晓，他当过伪满警长却众人皆知，战争结束后，这一历史问题成为全家人的沉重包袱：“连我爱人都不理解，说他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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