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慈善事业还处在一种粗放、原始的阶段，商业力量、财富阶层虽然在参与慈善事业的各种主体中显得分外耀眼，但受各种因素影响，他们所起的作用实则有限，而他们自发性的慈善行为也体现出比较强的随意性。现在大多数人的捐款情况都是“感性募捐”，而感性的捐款方式由于后续工作不到位就会带来一些麻烦，因此对于各种“诈捐”风波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些明星可能在一些场合和气氛下头脑一热或者出于炒作轻易立下承诺，将来却难以落实，这样反而不好。另外社会上喜欢比较谁捐得多捐得少，这种逼捐的氛围不利于真正的慈善。社会总是一点点走向理性和制度化，社会捐款不是越多越好，募捐得太多却用不完也是个浪费。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是‘理性募捐’。”唐钧说。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地震、雪灾、泥石泥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重大灾情同样对我国的慈善事业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人们在一次次慷慨解囊的同时，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爱心是否用对了地方。
东南亚华侨施乃康在玉树地震之后不顾身体和年龄，亲自驾车48小时前往玉树。他曾公开向媒体表示：“我就是想实地考察一下，我就是想亲眼看着捐出去的钱能变成一所学校立起来。”
“捐款是追求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的行为，幸福感一般有3个层次，第一个是物质层次上的满足，叫满意度；第二个是精神方面的，这个层次具有不确定性，比如两个一无所有的恋人在热恋中也会感到幸福；第三种叫利他主义，就是通过帮助他人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幸福感，这是幸福感的最高层次，募捐就是满足这个层次的。捐款人最关心的是自己捐出去的钱给谁了，起了什么作用。像陈光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精神我很赞成，但方式我不是很赞同，因为效果不一定好。”唐钧说。
唐钧认为，目前层层“派捐”的方式就丧失了募捐给人的这样一种精神满足。但是，这样的做法的后果则是钱的去向并不明朗，也让捐款人不放心。“从国际经验来看，募款究竟用在哪，给谁了，是用在建房子还是看病，这些很细致的方面都是要做到的，这样下次大家才会愿意再捐。现在我们的募捐方式太粗糙，大家只知道钱给玉树了，但到底怎么用的根本不知道。政府的工作做不到太细，他们差不多把捐款和财政拨款同等看待了。所以民间力量的介入很重要，他们能够把这个事做细”。
一位知名慈善人士曾归纳了灾后捐款“四不见”：一是捐赠人看不见捐款到底用在哪里；二是灾区群众看不出哪些是捐款；三是灾区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里；四是民间公益服务看不见。这“四不见”或许不具有代表性，但却反映了人们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效能的担心。
慈善事业定位仍不清晰
采访中，《法制日报》记者所接触到的业内人士均认为，大力推进民间慈善力量的发展，打破慈善事业垄断是目前社会关注的焦点。
“世界上的慈善模式，我归结了4种：一种是政府办事政府掏钱，这包括社会福利在内，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的模式；一种是民间办事民间掏钱，比如美国；一种是民间办事政府掏钱，如香港地区；而我们的模式比较怪，是政府办事，民间掏钱。比如上次的玉树地震，大家把钱交给青海省政府来统一使用，我觉得这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募捐了。而这就是最大的制度问题。”唐钧直言中国慈善模式存在有关部门干预太多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则认为，“我们的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有不清晰的地方，最不清晰的就是定位，也就是说慈善事业到底是民间事业还是政府管理的事业，这件事情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