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戏曲基础教育和培养机构缺失，人才断档流失。清代康熙年间商州有“双盛班”，清末有龙驹寨的“善庆班”，民国有商县腰市的“同顺班”，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山阳县剧团的戏曲训练班。这些科班除了培养学员的戏曲基本功，还开设有文化课和音乐理论等课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商洛二黄戏培育出了一大批杰出的艺术人才，极大地促进了商洛二黄戏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嗣后，由于演出活动的不景气，训练班也被迫解散。过去跟班培养的拜师学艺方式，也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消失。随着建国后培养出来的老演员、老琴师的陆续调离和退休，商洛二黄戏无论是表演人才、戏曲音乐编创人才以及舞美、导演人才，都已到了极度稀缺的天地。
(四)专业剧作家缺乏。自编自创的现代题材剧目少，演出活动不能紧扣时代脉搏，关注民生大计，透视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社会的进步。记得有一位商洛作家说过这么一句名言：如果说没有名演员的剧团，不能称之为剧团的话，那么，没有自己剧作家的剧团，恐怕也仅仅只能是一个平庸的剧团而已。易俗社当年之所以演出影响大，主要是拥有像范紫东、孙仁玉、高培支、李桐轩、李约祉、吕南仲、封至模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创作了《三滴血》《软玉屏》《三回头》《柜中缘》《夺锦楼》《庚娘传》《双锦衣》《还我河山》等一大批影响较大、至今仍然流传不衰的好剧本。这些剧本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结构宏大奇巧，情节复杂乃至离奇，艺术感染力强，剧本文学性高，语言鲜活，唱词优美，雅俗共赏。商洛地区剧团之所以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接连取得辉煌的演出成就，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一支自己优秀的剧本编创队伍。多年来他们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艺术创作原则，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带头体验城乡人民生活实际，抓住当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致力于创作富有普遍意义和地域特色的戏剧精品，从而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共鸣和轰动全国的演出效果。相比之下，二黄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没有建立起自己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命运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剧作家队伍，可能也是它致命的一处软肋吧。
原因可能还有很多，我以为最主要的还是上述这几点。
对二黄开展抢救保护工作的建议
遗憾的是，商洛的二黄戏至今没有被列入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也没有确定代表性传承人。显然，相比于安康市而言，这项势在必行的工作，我们的起步是迟了一点。“人间国宝”，是日本人对那些造诣深厚、身怀绝技的艺人和工匠的称谓。半个世纪前，日本就开始在全国选拔认定“人间国宝”了。从这个名字你就能感觉到，这是一种对文化莫大的尊重和敬畏，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层次和素质。有了这种“文化之根”，你就不会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感到恍然若失。因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保护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就是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保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否则，国人就会失去民族文化的支撑和自信，失去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营造，就很容易沦落为西方文化的附庸。文化上没有地位，政治上、外交上也很难有地位。
虽然我们的二黄目前尚没有被列入“非遗”保护项目，但它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戏曲的活化石，并且它对中国国剧京剧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范紫东先生在《乐学通论》一书“清曲之源流”的章节中介绍说：“梨园是二黄的发源地。唐天宝年(公元714-756年)为二黄发端时，黄幡悼、康昆仑是二黄的创始人，而唐玄宗(李隆基)乃开山之祖。”可见二黄是承载了大唐梨园音乐的精髓的。而且它特有的曲牌也十分丰富，传统的演唱曲调和器乐曲牌有400多种，按照使用乐器的不同，又分为唢呐曲牌、笛子曲牌、丝弦曲牌；根据性能和使用的场合，又分为军乐、礼乐、宴乐、物乐、喜乐、哀乐、神仙乐7类。因而它又是破解中国戏曲板腔体系和古典戏曲音乐结构演变的重要佐证。它的古典音乐元素超强丰富，不但是我们的祖先为后代留下的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也是现代戏曲音乐创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料富库。汉调二黄“雒镇派”便是这一古老剧种流传至今的集中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