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回家乡
再后来，他们连奉命到洛阳守城。天下着雨，走了3天才到黑石关，洛河水猛涨，步兵连乘船先过去，炮兵的骡子赶不上船，船老板让把四匹骡子，拴在船舵的桩上驼过去，加上12个人、两门炮及弹药，船因太重，加上水势大，刚离岸两三丈就翻了。部队在岸上等待的人一看这状况，吓得都不敢渡河，对面的船也不敢过来。没法渡河，部队就散了，王忠庆老人也就此离开部队。
回到家后，老人的听力就不如从前好了。解放后，他当了民兵。转入农业社后，老人当了8年副队长，因为生产管得好，又被转为正队长，一干就是十几年，带领全大队8个生产队修地。直到1978年，老伴有病脱不开身才卸任。
老人说，他一辈子没欠谁的，到现在就遗憾一件事。大约是在1951年前后，老人担火纸去洛南景村，途经丹凤刘家涧刘志茂饭店，欠老板一顿饭钱约50元(第一套人民币)，当时说返回时还的，结果待到返回时，他担的盐害怕交税，就绕到其他地方走了。后来，老人专门去那家店还钱，那家店的老板已经去世了，其子外出不再开店，这顿饭钱就成了老人挥之不去的心结。
王忠庆老人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已经相继过世，健在的大儿子身患重病，孙子有精神病，连孙子都管不过来。王忠庆老伴曹金莲与他同岁，身体常年不好，上下台阶都得爬着，手颤抖的已不能做饭，生活上全靠王忠庆料理，老两口每月仅350元养老金、高龄补贴。其余花销就靠他上山砍把杖、绑扫帚，挣些零用钱。老人的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住的山坡上就剩他们一家人了。
大儿子王青朝说，我爸就那点心事，平时即使再苦再累，上山背肥料，下山磨磨子，他都觉得没啥。就是当年做过的事，只要有人问起，虽然表面上不说，但内心里总是很高兴的，只要有人关注，他就很知足了。在老人的意识中，尊严和肯定高于一切。
替哥当兵上前线
比起王忠庆，张塬村东组86岁的殷德良老人算得上好也算得上不好。殷德良虽然住在平川地，但因战争一辈子未娶。
那是民国33年，正月初八，殷德良的哥哥被拉去当兵。当时哥哥已经成亲，一家人都需要他支撑，母亲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便四处找人，说通了关系，放哥哥回到家中。但当时家里必须有一个人当兵，就属殷德良的年龄合适，母亲万不得已，就说让他去。起初，年轻的他不太愿意，后经劝说，他就想通了。
他同王忠庆一样，也是“自愿”当兵，不捆不绑。他是8月初去的，当时还不知道去打仗，就根本不会考虑到有生命危险。
“司号员”殷德良
殷德良和王忠庆一同在洛南寺坡训练，对于这段记忆，老人只是说训练很苦，雪大，山大，脚老起泡。腊月二十八，连长李德胜给他们放假，回家时，殷德良走了两天，但正月初八从家里走时，走了五天才回到训练地。连长觉得他小，让他去学吹号，当时，同去的曹世友和他一起学吹号。后来，连长因为人到不齐，被下放了。第七连解散后，老人被分到了国民党暂四军139团3营机枪连当号兵，军长谢浦山，团长董占吉(音)，连长姓孟。学了二十多天吹号，就去河南前线打仗了。
八庙一战后，他们接了78军的防地，后又从重阳打到丁河，当时丁河街道两边都被挖成三、四丈宽的沟，用大树栅着。日本人和他们各据一边，他们在这边能听到日本人在说话，但具体听不到说啥。也不敢露头，露头就可能被打伤。
老人也能记得大红岭一战，当时的魏高堂营长很厉害，老人说起这时很激动，魏营长走在前面感觉什么都不怕，很威武，好像不是打仗一样。大红岭一仗，营里面的号手阵亡了。本来提前说好的，只要前面军队攻下大红岭，就点火为号，可是，后面的军队忘记了点火这个号令，自己人把自己人给打伤了一些，也许号手就是被自己人打死的。
“战地里危险的很，不注意就被打伤了。”老人记得，当时有个战友叫王双群，负责送饭，有次送饭时，因为天太热，王双群就坐在了掩体上，结果就被枪打伤了，转院后，再没了音讯。曹家沟曹世友在光华寨替人站哨时，就被日本人打死了。
后来，老人经历了光华寨、庞家寨、狗头寨等六七次战役。庞家寨一战，国民党这边的军队伤亡惨重，当时日本占领的庞家寨是个大山洞，日本人在里面藏着。当时打仗的两个连就只剩十几个人。
日军投降后回家
日本投降后，老人跟着部队来到了洛阳城下，当时洛阳城的城墙上日本人还架着大炮。日本人不给开城门，双方僵持了一两个小时。后来，两者的将领联络后，日本人才答应把枪炮从城墙上撤下来。但日本人不愿意上缴武器，洛阳城的群众就写标语骂，双方差点又开始打起来。
老人能记得，当时日本投降后，他们沿线走过的地方，学生、群众都放鞭炮欢迎。在洛阳时，许多老百姓给他们送鸡蛋。
在洛阳城内呆了3天，他们又被派到郑州，在郑州时，部队重新整编，老人还是在机枪连，负责看管日本人上缴的武器。当时，老百姓都在村子外面搭的草庵里，村子里面存放的日本人上缴的枪支炮弹。过了没多长时间，老人又被调到飞机场附近，看管飞机炮弹、高射机枪和高射炮。没看管1个月，营长就把他调走了。
营长让他们跟着先去渭南孝义探望下家人，然后把他们带去西安军官学校学习。他们往回走的时候，在洛阳呆了3天，就是这3天，给老人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那些天，老人在洋灰板上睡觉，本来腿因为走得太急，路走的太多，就疼得受不了，再加上晚上睡觉受湿，腿就更疼了。据老人说的情况，应该是得了风湿。
老人就硬撑着和同村的雷忠全、崇怪娃、渭南的杨长毛等共11人，跟营长魏高堂经三门峡、灵宝、洛南走了18天，到达渭南华阴。同村的雷忠全和崇怪娃嚷嚷着要回家，老人也想回家。“当时，营长一再阻止我，我硬是走了，走到半路，摔了一跤，摔断了骨头，后来再也不能正常走路了。”老人说。
无钱治病落残疾
老人对于回家的过程说得很详细，可见当时走的很艰难。同乡因为急于回家，他的腿又疼得不行，想了很多办法都不管用，同乡就丢下他先回家了。寒冬腊月天，他一个人倒在了雪地里，后来若不是好心人帮忙，他也许就冻死了。老人在洛南呆了1个多月，因为腿疼得实在走不动，就住在店里，有时候晚上疼得喊出声，老板让他换店。老人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换了一家店住。后来，同乡回去带信，舅舅过来接他了，请人把他抬回去的。
回去之后，家里因为没钱，也没找大夫医治，他也不知道是他的腿断了，家里人还一直当邪处治，烧香吊表，始终不见好转。到了第二年7月，与村里的一个推磨子的人说起这事，才知道是腿断了。
家里经济困难，老人的腿又成了残疾，日子很艰难。1947年在洞底租房住了多年，后来，房东家给儿子娶妻，让老人退了房子。老人一时间没地住，寻到张塬那儿当了间房住。老人还能记得当时是用8斗粮食，3斤油当的。直到1965年，才盖了三间土房住下来。
老人回来后，常常打草鞋卖，到街道手工织袜换零钱生活。1958年给管区吹号，站在黄庙坡上吹，指挥王塬、张塬、洞底的劳力上下工。他吹号决定了上下工的时间，村里人希望他吹早些，早点放工，管区主任又希望群众多干活，所以让他吹迟些。老人夹在中间老是受气，就不再吹号了。后来给生产队当保管10多年，一直到1974年，公社里有人就说给油里加水，派红卫兵把老人抓去。老人本身腿就残疾，让他跪瓷瓦子，他腿疼的跪不了，红卫兵就用绳在大板凳上把他绑了三天三夜。后来因为听说他曾是国民党司号员，把老人关在队房里78天。还是公社书记派一个叫张强明的老师调查落实，给老人平反了，补记78个工。
晚年生活很满足
老人因为腿瘸干不了活，一直未娶妻成家。但老人很勤快，后来有一阵一直在竹林关的食堂里做饭。1982年，分地到户后，老人在家种庄稼。
老人一辈子没娶妻，但他兄弟娶媳妇都是老人一手操办。
记者问老人有什么遗憾的事情没，老人摇摇头，“现在不说那些了，也没办法回去了。”
老人现在右腿越来越没力气，不用拐杖就走不动。国家每月给的养老金、高龄补贴共175元，仅够买药用，好在侄子近几年盖了房，住的条件改善了。
老人在谈话间，还从口袋里拿出侄子给他刚领的高龄补贴，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还不停地说“国家政策好了。”
当问起老人有什么希望时，老人低下了头，停顿了一会说：“人家都说我是国民党。”
临走时，侄子殷欣喜说，老人心里就是有个结，没有解开过，也许只是为了一句肯定。和记者一起采访的竹林关镇干部坦言，看到抗战老兵的生活现状，内心受到很大震撼，很难过。
“不管咋说，老人也算为国家出了点力，有个了结就不在心里怄了。”邻居德顺说，“老汉为打日本人，把腿弄坏，一辈子连家都没成，国家总该给些啥吧？”
“这些老人的生命是在与时间赛跑，哪怕只有一点点关注，对他们来说都意味着尊重和认可，也是支撑他们精神的重要力量。”途遇的一位老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