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当然,首先是主持人扮演了太大的角色。第二,有太多时间花在刚开始的秀上面,比如唱首歌,这离职场太远了。第三,面试官太容易直接跳出来作结论,太想教训别人而不是去帮别人。第四,也是比较荒谬的,面试完了就给工作非常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不可能12个人面对一个人,15分钟就决定雇不雇他。就算能,你就直接跳进去给薪水了?稍微有规模的企业都应该尊重中层职员的决定或我们共同的决定,而节目里是让大老板直接雇佣底层专员。第五,薪水也相当不真实,看几分钟就决定给多少钱。另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一个扭曲的薪资体系,为什么一个北大的博士生说要8000元钱,就要被他们羞辱嘲笑呢?这个薪资在互联网行业非常普遍。
我不想一棒子全打死,我也承认有些BOSS还是会问出一些不错的问题。不同的BOSS有不同的水平和素质,从我看的15期节目中,大部分的问题可能出在五六个BOSS身上。
中国新闻周刊:我猜测创新工场在选择创业者或团队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压力面试。一个正常的职场的压力面试,和你刚才说的羞辱方式,它中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李开复:无论是创新工场,还是微软、谷歌,面试人其实是一个专业的事情。所以我不会随便问“你在工作上最得意的是什么”,我会深深地去了解你最得意的事情上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跟你合作的人是谁。然后我会去问你的合作伙伴或同学做深度的背景挖掘。
第二部分可能会是深度了解你有没有能力胜任我们这边的工作,一定是非常有针对性。假如要招工程师,我会让你写一行代码;比如说你是一个产品经理,我会问你行业内你最认可的产品是什么、为什么。
第三部分是谈我们,对创新工厂有什么理解。当然到处抛简历的人也可以雇,但是我们更喜欢雇有针对性喜欢我们、了解我们,而且做了功课(的人),这代表了一种认真的态度。
当然我也承认(节目中)不可能做到100%,那样这节目没人看了。但《非你莫属》里可能也就捕捉到了10%左右。
“我觉得平等是一种追寻”
中国新闻周刊:不能否认,中国的有些企业的确存在一种老板高高在上的情况,根据你对大陆企业的观察和了解,你觉得整个职场生态环境如何?存在什么问题?
李开复:我觉得大环境上,高压的(老板)会比国外的多一些,但这个大环境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慢慢改就可以。
整个中国教育和职场的文化就是这样。教育是把每个人都训练得能力不错、基础知识丰富、很平均,但彼此都很相像。这种毕业生和年轻人的热情偏低,自发努力程度偏弱,就业要选一个拿钱多的,这种现象很普遍。那这些人的老板会为了绩效做一个比较高压的环境,把一些没有很大热情的人的绩效给压出来。当然这不是最好的结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去做他们爱做的工作,人们自发努力工作,不觉得工作辛苦——到了这个状态,老板自然就不那么高压了。我希望在一些比较创新型、高科技型的企业里,包括媒体、文学、电视电影,慢慢地从一种高压状态变为追求理想、激情的热爱工作的状态,人们在工作中追求他的梦。
我觉得在一个不是那么完全平等(的地方)——中国历史上就不像美国那么平等,美国《独立宣言》时,中国还有皇帝呢——你不能期望中国那么快地就(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所以我觉得平等是一种追寻。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你过去在美国工作的经历和观察,国外职场的一些做法是否对中国大陆公司职场文化有可借鉴的地方?
李开复:很好的一个例子是微软。微软刚创立的时候就是靠冲突性的文化,类似所谓的“狼文化”,需要去拼命。但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微软意识到自己现在已是领跑者之一,不能这么“狼”了,对员工、合作伙伴、竞争对手都要保持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