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似乎让各国出现了方向性的误判，让很多人相信政府的绝对力量，甚至崇尚自由经济的美国也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大危机让“凯恩斯主义”再次回归。他所推崇的“国家干预经济要求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经济，政府支出成为市场需求的组成部分，有利于熨平经济波动带来的增长下降。”又一次成为反危机的武器。
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并不能消除经济的周期波动，以至消灭经济周期。从罗斯福“新政”到各国政府相继出台经济干预的政策效果来看，虽然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经济波动的震幅，刺激了经济的加速复苏，但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经济“滞涨”，以及随后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的事实，不难看出政府干预不仅没有消除经济周期，而且每一次新的经济危机都会使政府负债更上一层，使其危机调控能力更降一层，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万能的。
由此全球也患上了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大规模国家干预导致的政府债务膨胀。根据去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纪录,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全球债务将超40万亿美元。“债务钟”显示,包括欧元区、英国、日本、以及美国是负债状况最糟糕的国家或地区。反映各国政府债券风险大小的指标——主权信用违约掉期(CDS)担保成本，从2008年9月底以来显著上升。
从历史上看，发生主权债务并不罕见，一旦一国的资产和经济增长能力无法负担其沉重的债务包袱时，债务国将选择主权违约来消除债务负担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大。上世纪80、90年代就出现过拉美、阿根廷国家债务危机。但像本次危机这样“范围如此之广，规模如此之大”还是第一次。
主权债务危机是全球大规模救市政策的副产品。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投入近5万亿美元刺激经济，但上述资金大量流入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提振作用有限。当前发达国家显露出进入“流动性陷阱”的种种迹象：一是经济依旧低迷，需求不足，私人自主性投资和消费萎靡不振，失业率高居不下；二是尽管利率已达最低水平，但由于投资者和经济前景预期不佳，使得通过降息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的杠杆失灵，只能靠扩大政府支出，减税等手段刺激经济，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
伴随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金融机构负债和美国的家庭负债向国家负债回归。在实体经济陷入衰退、私人部门收缩信贷与需求的过程中，公共部门所推行的反周期政策，推动了公共部门杠杆率的攀升。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当于政府把本来分散于各个经济主体（如金融机构）的风险集中于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资产负债表风险上升为集中的政府主权资产负债风险，其直接结果是公债债务水平及其融资成本的提高，公共资产负债表持续膨胀。而与之相对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发达经济体自主性投资还很疲弱。2009年美国全年企业投资下滑17.9%，降幅创1942年以来新高，国家大规模干预的成本太高，而效率很低。
因此，此时出台“民资20条“其意义不仅是“国退民进”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动力增长切换的问题，它反映了国家对反危机治理机制方面更深层次的考量。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相信“民资20条”松绑的不仅仅是民间资本，也是政府自己。(张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