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背景：汪晖和朱学勤双双卷入抄袭剽窃漩涡，他们坚称“没抄”，到底抄还是没抄，这是一个问题。
科技日报发表张显峰的文章：眼看岁月散尽，任凭众学者在媒体上唾沫横飞，却不见裁判出来吹哨，连朱学勤先生自己都看不下去：“我被指控，起于网络、传媒，但很想试一试，能否从传媒走向学术？虽‘原告缺席’，作为‘被告’，我希望走向学术‘法庭’，要求‘开庭审判’。”我不了解朱先生，也不知他有否抄袭，但就这直面质疑和请求“审判”的坦荡，我是肃然起敬的。据说他已向母校复旦大学和任职单位上海大学递交申请，请求立即启动对自己问题的学术调查程序。我不知道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现在正在做什么，只是让一个“被告”来催促“升堂”，总有点“惰政”或不作为的嫌疑。汪晖事件之后，易中天先生撰文循循善诱，让汪晖出来接受学术调查；一干学者也联名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发了公开信，要求调查汪晖学术问题。其实汪晖先生并没有说不接受调查，他只是不说话，对媒体不说话。一个学者被指控行为不端，他有权利沉默吗？当然有。在调查结果没有公布之前，他当然可以对公众和媒体保持沉默。但沉默并不代表清白，清白与否，还是需要“学术法庭”——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作出结论。但“公堂”呢？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常常是个怪异的现象，独立的学术仲裁往往不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带有诡异的色彩，因人、因事、因时之不同，而选择存在或者消失，就像一个魅影。朱先生之请求“升堂”，本身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汪晖事件之后，中国学术界，包括清华大学马上启动学术调查，同时成立独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扑朔迷离的争论。
小蒋随想：偷书不算偷，天下文章一大抄，这是国内一些文人缺乏耻感的“堂皇理由”。汪晖、朱学勤涉嫌论文抄袭曝光后，还有人为他们“鸣冤”。诸如，“二人被指抄袭的博士论文分别发表于1988年和1992年，那时候学术规范还不是普遍共识”，“上世纪末的20多年，国内的学术主要是引进西学，很多学者都在大量借鉴，说白了就是抄西方的著作”，“如果以现在的规范要求上世纪的学者，可以肯定，至少99%以上的文科学者都存在这方面问题”。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把别人的东西翻译成中文可以算“原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难不成是季羡林的“作品”？鲁迅曾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过去都这么干”并不代表正确，只能加深“原罪”的烙印。不仅如此，中国学术的道德标准还在不断降低。在学而优则仕，学术官本位，有权有名就有利的背景下，不少人已然信奉“英雄莫问出处”、“重结果不重过程”。既然买卖文凭屡见不鲜，论文抄袭在一些人看来更是小儿科。朱学勤与汪晖分属“自由派”与“新左派”两个不同的学术阵营，有人甚至觉得此番抄袭热炒是学派之间的“狗咬狗”。这已不仅是学术规范的问题，还充斥着“阴谋论”的味道。朱学勤与汪晖涉嫌抄袭，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果真惩处他们，更多人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抄袭会不会不了了之？一切皆有可能。就算被判抄袭，80后作家郭敬明的“可以赔钱，绝不道歉”也是经典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