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被孟京辉用
天马行空的方式搬上舞台
余华的小说《活着》本月初被首次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备受关注。11月2日~4日，该剧将登陆友谊剧院与广州观众见面。本报记者与身在美国的余华进行了书面采访。看了话剧《活着》首演后，余华说：“有点陌生，还需要时间好好消化。”他又笑称对导演孟京辉是完全支持和放权的，“改不好，你就骂他们好了，跟我没关系。”谈到如何看待“活着”，余华说：“20年前觉得是忍受，而现在睡个好觉就挺好了。但最好是别去想这个问题，因为活着都不容易。”
之前有消息称袁泉可能缺席话剧《活着》广州站的演出，不过如今已确定，黄渤与袁泉两位重量级演员将在广州同台飙戏。
出演“福贵”的黄渤需要在无中场休息的三个小时中几乎没有停顿地演出，有大段的独白、舞蹈，要从旧社会的浪荡风流，演到战场上的苦中作乐，再到演绎真情父爱、淡然老者，人物年龄跨度大，经历曲折，极具挑战性。黄渤在剧中有很多片段都让人印象深刻，如当“福贵”的儿子因抽血而死的时候，“福贵”一改以往的隐而不发，情绪在一瞬间倾泻而出，此时的黄渤，跪在舞台上将矿泉水一瓶接一瓶地砸烂在地上，场面苍凉、悲怆。
如果说黄渤是这舞台的呼吸和叹息，那么袁泉就是舞台的眼神。这位“话剧公主”具有天生不可多得的文艺气质和独到的洞察力，她饰演的“家珍”深刻地挖掘和展现了传统东方女性身上的忍让、贤淑、细腻、善良的特质，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
当然，《活着》的演员阵容不止如此，王楠、王奕、李蕴杰等的加盟都为话剧锦上添花。
舞台颠覆
“四维空间”魅力无限
《活着》的舞台被设计得奇异又巧妙，数条一米深的割裂深沟，让演员可以完全藏身其间，变换不同方式出其不意地登台亮相。这一上一下的交替，不仅增加了舞台的灵动感，同时在视觉上造成一种错落有致的奇特效果，也象征性地展示出人生的跌宕以及隐藏其间的能量。
更具颠覆性的是，舞台两边的镜像映射让舞台超越了空间的限制，观众可在极富创意的舞台设计中，感受到时间的无限性和空间的跌宕感。“舞美造梦师”张武用割裂的舞台和镜像的映射开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四维空间”，为话剧《活着》撑开了舞台表现的新维度。
关于《活着》的改编：
“孟京辉用天马行空的方式忠实于原着，这让我吃惊”
9月4日，国家大剧院，话剧《活着》首演。
一开场就是五分钟漫长的水滴声。余华就坐在台下的观众席里，也和其他人一样好奇：以乖张著称的孟京辉的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他们不知道接下来将要看到的，到底是忠实原着的舞台再现，还是又一次孟氏戏剧的先锋狂欢。
三个小时、没有中场休息的演出结束，剧院的灯亮起，余华早已泪流满面，他上台时表示：“孟京辉在用天马行空的方式忠实于原着，这让我吃惊，他像我期待的那样，给我带来了陌生感，整个演出中我都在擦泪，就如同当初校对小说时。黄渤和袁泉很出色，所有的演员都情绪饱满。”
这是余华第一次看到该话剧的成品。此前，签订改编合同时，余华在国外，是授权杭州市文联代签的。究竟改编成什么样，余华没有给孟京辉任何“指导思想”或“划定禁区”，甚至连改编费是多少都不知道。对于项目策划和选角，他也坚持不参与。这种放权和支持源于他对孟京辉的充分信任，“我看过他导演的作品，还蛮欣赏的。”更重要的是，“他很喜欢原着，不需要刻意贬低某一部作品来抬高自己，不像《兄弟》排话剧时，导演还一个劲地批评小说”。
有意思的是，黄渤本来是第二人选，孟京辉最开始属意葛优。可葛优一听“三个小时里全是你不停地演”就感觉“会死人”。他犹豫了一下，说自己最近事情多，老父亲身体也不好，于是就推辞了。然后才轮到黄渤，孟京辉认为黄渤擅长演绎小人物，几经漂泊的经历和丰富的表演经历等基本条件都符合，他简直就有一张“福贵”的脸。
余华说，“每个作家都有一本自己的幸运之书”，他那本就是《活着》，而话剧首演距余华《活着》完稿恰好20年，这本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对余华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在《活着》被宣布改编成话剧的新闻发布会上，余华却表示：“今天我以原著作者的身份出席，之后话剧《活着》和我半点关系也没有，孟京辉就是把它改成《许三观卖血记》都可以，你们可以骂他们。”
其实，小说《活着》对余华更大的价值是新的写作方式，他从第三人称改到第一人称，“它让我突破了固步自封。因为当你用一种风格获得成功之后，是很难放弃的。但是我发现用过去的方式写《活着》，就写不下去。”这个朴素的转变更多是为了适应题材的变化，“像福贵这样一个人，你要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他除了苦难以外什么都没有。但其实福贵有他的幸福，有他的欢乐，这就是为什么让福贵自己来讲述时就很顺利地写完了，因为他还能明白地说自己。”
关于《兄弟》的争议：
“它可能是我一生
写作的高峰”
2006年，余华的《兄弟》分为上下部先后面世，这距离他上一次的作品已经足足10年。一时间，媒体和读者高度关注，并惹来了很多争议，声音最集中在“技术上弱点的展示”。尤其是下部，有人评论称“这是没有能力的狗尾续貂”。对此，余华回应说：“一个作家最喜爱的一本书，未必是读者最喜爱的，也未必是文学史最肯定的。我不太有信心将来还能遇到如此宏大的题材。作家并不是要发明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故事，而是要把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已久的故事写出来，因为它存在得越久，它就越有价值。说这话我不是意气用事，而是由衷地说，《兄弟》确实可能是我一生写作的高峰。”
尽管《兄弟》中的很多情节有现实依据，但余华丝毫不觉得这是写实主义作品。他反问，像小说第二章，李光头用林红的屁股去换三鲜面，哪是写实主义的小说能有的？“这是一部将许多叙述风格放置到一起并得到强化的作品，可能有的作家不喜欢这种众声喧哗，认为我在走向误区，但起码我认为这是一部很和谐的作品。美学应该是没有标准的，但是我们总是人为地去给它设置一些标准。”
显然，余华更在意普通读者的意见，尤其是大学生的想法，“文学界毕竟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而且阅读面相对比较单一。举莎士比亚为例，当时的评论界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但你看看现在莎士比亚作品的阅读率，都跨越了不同年代和不同民族。所以一部作品是否受欢迎，一是取决于作品本身是否优秀；二是取决于读者能否与它心心相印。谁知道50年后，还会不会有人读《兄弟》呢？”
无论如何，虽然不是从“先锋”起步，余华始终是被作为“先锋文学代表”而被铭记的。在他心中，先锋意味着一种敏感，思想和风格走在时代的前面。他还坦言，从“伤痕”、“反思”到“寻根”、“先锋”，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成长史。写作的分化才是文学成熟的标志，在先锋文学之后，再也没有什么流派了，一个作家也不应该永远被框定在一个类型里。
关于独特风格：
“令人疼痛”与牙医经历有关
余华“令人疼痛”的叙事风格无疑与五年牙医的从业经历有关系。“人的口腔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余华已经说过这话很多遍。另一个令他的文字充满痛感的原因是，他是在医院长大的，小时候最青睐的午睡地点便是停尸房。“我从不害怕鲜血、疼痛和眼泪，那是我成长记忆里最习以为常的东西。”
1978年，余华去牙科医院报到时，由于他是医院里最年轻的，所以夏天打预防针的工作全落到他的头上。当时的物资条件非常贫乏，那些针头都是有倒钩的。他第一天去打针的时候，去的是工厂，给人扎针后，那些工人没有哭。下午去幼儿园，小孩子哭声一片。后来，他在一篇题为《中国早就变化了》的文章里写道：他们看到的疼痛更甚于经历的疼痛。
今天回忆这段往事时，他心里十分内疚：要是我当时先扎自己，就会知道他们的疼痛。余华又说：“很多时候我在感慨，对今天城市里的80后来说，‘活着’的解释就是‘生存还是生育的问题’，当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但现在80后面临的这个问题显然更可怕。”因此，彼时余华对“活着”的理解是“忍受”，如今认为只要能睡个好觉，就觉得活得挺好，他感叹“活着都不容易”。
关于他的活着：
“我不是一个一夜成名的作家，不会因为一点成绩就忘乎所以”
无需讳言，时间给余华带来无尽的变化。一个现象就是，名气日隆，但他好久没有新作品了，还有人言之凿凿地担心外界的干扰或者会毁了他的创造力，但余华一直很清醒，“一些没有必要的文学活动和社交活动，我就坚决不参加；没有新作出来，我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我觉得一个作家应有自制的能力，要学会把握自己的位置。我不是一个一夜成名的作家，不会因为一点成绩就忘乎所以。”
最大限度地隔绝了社会事务，儿子9月去美国读大学后，他终于不再需要北京、杭州两地游走，理想的计划是常住在杭州西溪湿地的工作室安心写作。新长篇将是关于两个男人的流浪，可2007年后几无进展。刚恢复的情绪总是又被新的杂事打断，明显感觉到记忆力也开始衰退的余华很懊恼，谁都有年迈需要照顾的父母，亲情他牺牲不了。创作《兄弟》时，一天能写不少于五千字，他估计，那个疯狂的时期已经基本回不去了。
余华和很多纯文学作家的境遇一样，经常在世界各地演讲，在微博上评点时事，似乎很难再回归独立作家的身份。对此，余华说：“要写的可能只有5%，但必须了解之外的95%。我可能只写一个小故事，但不会进入我作品的那几百个故事支撑着我对这个社会和现实的感受，它们会让我在写作的时候心里有底。”（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