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在遗嘱中把遗产大部分用来资助这个年度奖项。根据其遗嘱，奖项要颁给“过去的一年，为人类做出最伟大贡献的人。”而文学奖上，是要颁给“表现出了理想主义倾向，并有最优秀作品的人”。我觉得所谓“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的界定这些年肯定让瑞典皇家学院非常头疼，这个要求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一百多年前的遗嘱，我们要多严格地遵守？难道今天的评委没有权力用当代表达重新诠释？
诺贝尔在世的时代，瑞典最著名的作家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但是诺贝尔对他的作品没有共鸣，斯特林堡在1912年去世，瑞典皇家学院从1901年至1911年有12次几乎可以把奖颁给他，但是他们没有。1903年他们给了挪威作家比昂松，1909年给了瑞典作家拉格格芙，比昂松的授奖辞里说他有着少有的纯洁精神而拉格格芙则有着崇高的理想主义。
这样大家就略懂一二了，这两个人并不是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但他们必须是和诺贝尔本人世界观相容的作家。到了今天，如果说理想主义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标准似乎并不公平，但事实上这个奖项依然受这一表述的约束。皇家学院努力把即便并非理想主义者的作家也要在授奖词中将他们划入理想主义者。我举三个例子，2004年获奖的耶利内克，2001年的奈保尔和1969年的贝克特，他们三个作家都不是我认为的理想主义作家，我觉得将理想主义作为他们一生著作的总结也不切题。皇家学院下决心从他们作品中看到光明的一面，其实他们每部作品都是相当黑暗的。
莫言：想独往独来，好冷眼旁观
如果让我自己选择今天的演讲题目，我绝对不选诺奖，但现在我只能冒风险附和库切先生一下。
诺奖在世界是话题，在中国尤其是话题。鲁迅拒绝诺奖提名是抽打中国现代作家的鞭子，我辈被认为缺少鲁迅骨气。鲁迅被奉若神明，而中国当代作家却不被当人看，这样的做法稍显过分。中国当代作家在过去30年来努力创作，我们的原动力不是诺奖。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奖，他在瑞典演讲时提到了我的名字，我很高兴。大江先生认为我是有资格得诺奖的人之一，这也成为媒体经常把我和诺奖捆绑的主要原因，我之后不胜其烦。我曾公开表示，如果你跟哪个作家有仇，就造谣说他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然后他的苦日子就来了。
如果这个作家想表达一些看法，人们会说“小心，他在用这样的方式吸引瑞典评委的注意。”如果他批评体制，就逃脱不了向评委会献媚的大棒。
很多事情是在你几乎忘记时悄然而至，前几年我还对诺奖抱有几丝幻想，最近几年，我觉得这是跟我擦肩而过的两颗行星，渐行渐远。我也一度认为诺奖有潜规则，而我不符合这个潜规则。
但实际上这个奖首先是文学奖，最根本衡量准则是文学，最根本意义是文学意义而不是其他。10月11日宣布我获奖那天我很高兴，有少数人不高兴或者很不高兴，当今世界，已经无法产生一个毫无争议的诺奖获得者。
获奖之后，亲戚朋友找工作打官司的都来找我，还有素不相识的人登门找我借钱，想买房子治病。也有人希望我发言，借此改变社会弊端。如果我帮了你的儿女，不就是挤掉别人儿女的机会，我如果处处发声，处处摆出诺奖得主的嘴脸，我自己也会害臊。写作也是发声，文章改变不了的现实，说话就能改变？
获得诺奖后该不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在法理上我没改变自己的公民身份，我的奖金不是从纳税人那里来的，我也没有这样的义务。我讨厌拉帮结伙、党同伐异，我喜欢独往独来，才能冷眼旁观、才能洞察世态人情。大千世界人各有志，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地位抬举太高是对作家的伤害。我没有政治家的兴趣和能力，只想安静写点东西，我也会悄悄做一些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