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是物理地成长，一定要有几次脱胎换骨的蜕变。而重要的蜕变可能只有一次，像蝌蚪变青蛙，丑小鸭变天鹅。我在《人民文学》工作了12年，这12年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蜕变。
我是1996年到《人民文学》工作的。当时，我虽然写了一些诗歌、散文，但作品还很稚嫩，对他人文学作品的判断力还不很自信。可2012年我被调离《人民文学》时，无论是在自己的创作上还是在对他人作品的判断上都信心满满。
我刚到《人民文学》时，和韩作荣、李敬泽三人同一间办公室。那时，早上上班来，我看到他们两个人都伏案埋头看稿子，或给作者回信，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才互相说几句话，受他们俩的影响，我也只好低头看稿子写回信。那时的我，是个活泼有余稳重不足的青年(当然，李敬泽比我还小几岁，但他或许是少年老成亦或是有较好的职业精神，比我要持重)。正是在这种工作氛围里，正是在这两位优秀的编辑身边，我学会了怎样做一个好编辑。有时，听着他俩对一篇作品的讨论，我在一旁偷艺；有时听他俩说一个段子，我体会了编辑的幽默和作家的俗世快乐。后来，我也能加入他们的业务讨论，也可以开怀地讲段子。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一起抽烟喝茶。说到抽烟，有一个故事。那是一个冬天，我们的办公室关着门，我们三个低头看稿子、抽烟(韩作荣是一支接一支不断火地抽，李敬泽和我差不多是10分钟抽一支)，许久都没有抬头说话。突然另一个编辑室的编辑到我们办公室来，一开门就被一股烟浪推了出去，并大喊：着火了！我们抬头时才发现，满屋的烟雾已让我们如神似仙地“腾云驾雾”。
那一段时光，早已铭刻在我的骨子里。对于我，那是一段由虚弱走向坚强、由自卑走向自信的历程，是行为上矫正自己、知识上充填自己、工作上壮大自己的历程。
后来，韩作荣升任主编搬走了，李敬泽升任副主编搬走了，我在那间办公室一直到2009年，后来也担任了副主编。
在《人民文学》这12年里，我经历了4位主编：刘白羽、程树臻、韩作荣、李敬泽，这4位主编的工作历程是《人民文学》最后一次复刊后，从复苏到蓬勃的过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让我至今受用的知识和工作经验。当然，还有崔道怡老师、王扶老师、肖复兴老师及当时的老编辑们都给我输送了许多营养。这些养分，在我当下的工作中正释放着能量。
《人民文学》的团队精神、祥和的气氛、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岗位意识，都是我现在的工作追求和方向。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民文学》是那铁打的营盘，我及其他一些离开《人民文学》的人，都是流水的兵。离开《人民文学》已两年多，但我依然觉得我是《人民文学》的人，时常会顺嘴说：“我们《人民文学》……”在感情上，我已把《人民文学》当作我的又一个出生地，暗地里把自己当成《人民文学》的至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