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统的熏陶与承继又不像吸纳空气和吃食粮食那样简单。因为历史传统的核心是文化承载着的思想，思想离不开承载它的载体，即离开文化人们无从寻觅和传承思想传统。就两者关系而言，思想是形而上的道，文化则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如何通过器触摸吸纳器中的道，人们发明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就是教育。教育有多种，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人们在三种教育方式中更偏重于学校教育的功效。无论是受过学校教育的人还是没有受过正规学校训练的人，都是如此。往往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更青睐学校教育。张学良的父母都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都希望他做一个文人。“我母亲绝对不让我做军人，想让我考文官呢。我母亲要在的话，奉天有个法政学校，她就让我进那学校啦。我们奉天高等的文人差不多都上那个学校。”
父亲张作霖出身草莽，无条件受正规学校教育，他对自己因而缺乏传统文化教养而引为终生遗憾，正因如此，他对子女管教甚严，不希望他的遗憾在他子女身上重演，他发狠心要把张学良培养成承继传统的文人。“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都希望家里出一个文人。那个时候，他们拼命让我念书呀。”“我8岁开始入私塾，我的开蒙塾师姓杨，叫杨景镇。”“我11岁时母亲死后，我爸爸差不多就不管我什么事，我就跟着我这个老师，我老师对我很不错，他还想让我考状元呢。”“我跟我那老先生念了八年呀，最早念《三字经》，然后开始读《大学》、《中庸》，四书、五经读完之后就念唐诗。什么玩意都念，反正都得背。所以我唐诗背得比较熟。”后来，“我又跟了个先生，这位先生姓白，叫白永贞，后来做到奉天的代理省长。他是个举人，曾当过知府，他教了我差不多两年。”
为了把张学良培养成有文人素养的人，张作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先后选聘了六位东北名流鸿儒教他。杨景镇是辽南地区的儒学名流，白永贞是清末举人，当时是奉天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奉天省议会议长。除张学良提到的这两位之外，还有一位前清遗老、进士出身的金梁。金梁说，“张学良十二三岁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 （注：王益知：《张学良外纪》（手抄本）。）这位金先生娴熟经史，蔑视趋炎附势，他曾这样评价张学良：“偃武修文新一统，将军本色是书生”。（注：见《新民报》1929年1月27日。）张学良少年时期，从未间断过学习国学，且受教于硕学名流，因此，他的国学基础非常深厚而扎实，受历史传统影响颇大。
从军从政之后，这一影响不断扩大。90多岁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问他：您认为，（年轻时）读这个“四书五经”对做人和做事有没有用？张学良回答说：“这话得这么讲，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深入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四书五经’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深入中国民心的。这儒家思想对我做事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