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捷沃西安是苏联主管工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不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我们三个人在场。高岗怎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什么出格的话？更何况，当时高岗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于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再去找苏联人惹麻烦！
第三，正因为如此，12月26日举行过庆典活动之后，高岗便急急忙忙赶到沈阳，于28日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指示，一改往日对刘少奇的态度，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在党内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少奇在毛主席外出休养期间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时，也要求东北全党团结在以林枫为核心的东北局周围，搞好工作。
显然，他是在做补救工作，但为时已晚。他从沈阳回京以后，就不再上班，开始准备反省检查。至此，他给东北局打招呼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也没心思再继续“接触”苏联客人。1954年1月初，一天半夜12点，周总理亲自给马洪打电话，说明天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转告高岗，请他送他们上飞机，一定要去，这是中央的决定。
2.1954年1月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见尤金和捷沃西安时的谈话。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尤金和捷沃西安是应召去杭州，而不是负命去杭州。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是为了向毛主席“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而去见毛主席的。其实，早在1953年6月中旬，苏共中央已经正式向我党中央通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的情况。那是财经会议召开（6月13日）之前（不是何文所说的7月7日），我党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急电，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负责人去莫斯科，有紧急事情通报，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经过酝酿讨论，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陪同前往的有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党中央、毛主席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对苏共方面来说，派去了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两个同志，令人感到高岗是代表中共中央、毛主席前去的，是够隆重够规格的。可是另一方面来说，毛主席让自己的秘书和翻译陪同高岗前去，可以更好地了解高岗在苏的活动和苏共的意图，这至少是一种谨慎而警惕的措施。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央汇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紧急通报的详细情况，并交上了有关的文件。这件事也成为财经会议期间一件引人瞩目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高岗当时的确有一种异常心态，他在临上飞机前，私下对妻子说：“这次去苏联，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至于他为什么会在备受毛主席器重的时候产生这种不祥之感，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毛主席与捷沃西安和尤金的谈话内容。我认为，最直接而确切的叙述莫过于当时的翻译师哲先生的回忆。在这里引用于下：
1954年元旦刚过，毛泽东便邀请苏联客人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见面。
1月4日，见面后稍事寒暄，对若干问题作了一般了解后，便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党内和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
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毛用手指着我），楚就是我们湖南（毛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