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值得一提的是，高岗当时的确有一种异常心态，他在临上飞机前，私下对妻子说：“这次去苏联，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至于他为什么会在备受毛主席器重的时候产生这种不祥之感，就不得而知了。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3期，口述：赵家梁，整理：张晓雯，原题：《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
赵家梁先生是高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在高岗被管教期间，党中央决定他为管教组的组长。最近，赵先生谈了对何祚康先生编译的《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以下称何文）的意见。——编者
首先，我认为，毛主席谈高岗事件，不必引用外国人的话，因为从1953年夏季到1955年，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多次谈到高岗的问题。
我这里只就何文中明显与实际不符之处谈几点意见。
1.关于捷沃西安（何文译为捷沃相）访华的情况及高岗为什么要去东北。
何文引用了毛主席的话：“高岗在捷沃西安访华时想出一切办法到东北去，虽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事实上，高岗不仅与捷沃西安会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场。”并说“在途中，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
我要说明的是：
首先，在那个时期高岗曾不止一次作为中方代表去苏联，他与苏联人接触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奇怪的，完全没有必要故意寻找机会去接触苏联人。
1953年12月中旬，苏联派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华，目的是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这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上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记得在12月17日上午，高岗与计委的两位副主席李富春、贾拓夫在计委办公室商量由谁陪同苏联客人去鞍山的问题时，他们三人都想去，争议了好久。按理说，李富春去比较合适，高岗不一定非去不可。最后还是李富春、贾拓夫让了步。后来才知道，高岗坚持要去东北，的确另有原因，但那不是想和苏联人接触，而主要是因为，一是由于他在毛主席面前为饶濑石说话而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二是在毛主席离开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他想借此机会去沈阳向东北局的同志打招呼，消除一些过去对少奇不利的影响。
第二，1953年12月25日一早，高岗按照原定计划陪同捷沃西安去鞍山。当天下午3点到达鞍山。同行的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一路上我没有看到尤金。
在高岗的专用车厢里，除警卫、随员和高岗自己的卧室外，还设有一个较大的会客室兼作餐厅，因此他的一切活动都在这节专用车厢里。当天上午在车上，捷沃西安在伍修权和李越然的陪同下来到高岗的会客室。他们谈话时，马洪和我都在场，我没有看到尤金，也没听到高岗谈论有关中共中央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多次有人来找我调查，我当时就如实写了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