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读书 > 书虫侃书
揭《平凡的世界》为何从吃早饭起笔
http://www.slrbs.com  2015-12-16 16:25:28  人民网-读书频道

 

【人民文学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进行连载,禁止其它网站转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人民网北京3月30日电 (易潇)路遥的短暂人生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光焰,其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影响了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然而,英年早逝的路遥的人生状态始终像谜一样地困扰读者。《路遥传》的作者厚夫是路遥生前的忘年交、路遥文学馆馆长以及路遥研究界的权威之一,掌握丰富的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路遥不为人知的往事,还原路遥的写作时代,展现他的写作精神。

精彩书摘:

(一)路遥为何要自起绰号“王喂狗”?

(二)路遥入学时曾改名 立志长大当“军长”

(三)揭《平凡的世界》为何从吃早饭起笔?

1963年的陕北农村,仍处于极端贫困的时期。对于王玉德这样移民来到延川、本身没有什么积累的“外来户”来说,再供一个孩子到城里去上学,这更让他无法承受了。

这年夏天,就在王卫国准备参加全县的升初中考试时,养父王玉德却下了一道死命令:不准考试,回村里“受苦”!这道命令,对于正处于学习兴致中的王卫国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王玉德不让养子考试,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一来,他已经把卫儿供到“完小”毕业,对弟弟王玉宽有了个不错的交代。要知道,在当时“完小”毕业就已经算是“高”学历了,养子能断文识字,至少不再当睁眼瞎了。二来,像他这样的农村家庭,已经到“汗干力尽”的地步,再也无能为力供孩子上中学了,农村受苦人有一茬哩。现实的情况是,卫儿“完小”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两年,就能说个媳妇结婚,生儿育女,过自己的光景。这也是为老人的心愿,对得起当初过继兄弟儿子时的初衷!历史而客观地看问题,王玉德当时的想法,是陕北众多农民普遍的现实想法,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对。但是,已经在知识的海洋中开始畅游的卫儿,他心比天高,怎么会接受养父这道荒唐而离谱的命令呢?

卫儿明确告诉大伯,哪怕不让上学,但必须参加全县的小学升初中统考,他要证明这几年来是认真学习的,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考上的!王卫国的话在哀求中有几分倔强。他在城关小学小伙伴们的簇拥之下,走进了那个捍卫自己尊严的神圣考场。

考试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延川县唯一的全日制中学——延川中学只招收两个班一百名左右的初一学生,而全县却有一千多名考生。在如此激烈而残酷的升学竞争中,王卫国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名列“榜眼”位置。消息传来,郭家沟村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此时的王卫国心里,更激荡着强烈的求学欲望。他把“录取通知书”领回后,先是给奶奶和大妈看了,再给大伯看。大伯还是当初拿定的老主意,沉着脸,不吭声。

直到新生开学报到那天,王玉德才给儿子说了实话:“这学肯定不能上,天王老子说了也没用!”说罢,他递给卫儿一把小镢和一条长绳,要他上山砍柴。卫儿愣了一下,默默地接过小镢和长绳,跑到沟里扔了,然后独自进城去了。

没有报名费,王卫国自然报不了名。城关小学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七凑八凑,还是凑不够。一位好心的家长建议王卫国直接找村子里的领导,争取当地党组织的支持。王卫国接受建议,返回村后直接找到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俊宽。

王卫国跑到刘俊宽的跟前,哭着说:“干大,我想上学,你给我想想办法!”

刘俊宽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仗义人,他与王玉德是“拜识”,看到卫儿因想上学而泣不成声的样子,心里很是难受。他擦拭孩子的眼泪,当即答应想办法。那时,刘家圪大队的家家户户都十分困难,几乎顿顿都是用糠菜充饥,要借点粮食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好在他的威望起了重要作用,他跑到很多地方总算借到两斗黑豆,让王卫国换成钱去交报名费。王卫国高兴得自然合不拢嘴,他背着黑豆进城了。

命运总是在无情地捉弄着王卫国。他进了城,卖了黑豆,换了钱,高高兴兴地到县中学报名时,可县中学已经不收他了。原因是学校有规定,新生超过一个星期不报到,就除名,而他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王卫国又一次哭着找到刘俊宽:“学校已经不收我了!”问明情况的刘俊宽专门赶到延川县中学,找到校长说明情况,恳求学校能够网开一面。校长被打动了,破例将王卫国收进学校。

这就是王卫国在1963年上延川中学的真实情形。说是颇费周折也好,好事多磨也罢,王卫国终于以不懈的努力达到目的。这件事在王卫国一生中影响巨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上学本身,更在于关键的时候,他通过自己的抗争与机智,把握住了命运之船的航向。反抗大伯的结果,是脱离了大伯为他预设的人生轨道,自然也消解了大伯在他心中的权威性。从那时起,他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命运自己安排”的朴素道理,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他也通过刘俊宽帮他这件事情悟出了情义无价的重要性,珍惜友谊,珍惜情感。

很多年后,路遥在“准自传体”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真实地再现了他当年艰难上学的过程,也在小说中歌颂了乡间的真情与大爱。

我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不管他们有时候对事情的看法有着怎样令人遗憾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有的人是极其淳朴和慷慨的,当听说我父亲答应继续让我去上学后,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了,但仍然把自己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纷纷端到我家里,那几个白胡子爷爷竟然把儿孙们孝敬他们的那几个玉米面馍馍,也颤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里,叫我在路上饿了吃。他们分别用枯瘦的手抚摸了我的头,千安顿、万嘱咐,叫我好好“求功名”去。我忍不住在乡亲们面前放开声哭了——自从妈妈死后,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一次。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

就这样,在一个夏日的早晨,我终于背着这些“百家姓粮”,背着爸爸为我打捆好的破羊毛毡裹着的铺盖卷儿,怀着依恋和无限感激的心情,告别了我的亲爱的刘家圪村,我踏着那些远古年代开凿出来的崎岖不平的山路,向本县的最高学府走去——走向一个我所热烈向往但完全陌生的新环境。我知道在那里我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我是一个从贫困的土地上起来的贫困的青年人。但我知道,正是这贫瘠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瘠的父老乡亲们,已经交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19]

路遥在现实生活中更是用全力反哺与回报的方式,感谢前行路上真诚帮助过他的人们。刘俊宽之女、作家刘凤梅回忆:“1990年,我父亲有事要路遥帮忙,他欣然答应,并把这件事托给他一位朋友去办,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干大(指我父亲)曾在几件事上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直想予以报答,苦于没有机会,希望你能帮上这个忙,了却我这桩心愿……”[20]

好事多磨的结果是王卫国终于走进延川县唯一的县级中学——延川中学。延川中学也在县城的“堂坡”之上,在城关小学上面,占据着县城制高点的位置。1982年9月,贾平凹在路遥的陪同下来过延川县城,在《延川城记》中这样写道:“再也没有比这更仄的城了:南边高,北边低,斜斜地坐落在延水河岸。县中学是全城制高点,一出门,就漫坡之下,窄窄横过来的唯一的一条街道似乎要挡住,但立即路下又是个漫坡了,使人禁不住设想:如果有学生在校门跌上一跤,便会一连串跟头下去,直落到深深的河水中去了。”

王卫国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走进这所全县的最高学府,被编进初六六乙班,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刚毕业于西北大学数学系的常有润,语文老师是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程国祥。

王卫国所在的班级是个尖子班,班上的同学大都是县城干部与职工的子弟,在鲜明的对比中,他一身破烂的衣着更显得寒伧。然而,最为可怕的还是饥饿的压迫。因为住校生急剧增多,延川中学在住校生的管理上取消了“半灶生”的临时救急措施,而统一改为“上灶生”。这就意味着住校生要每月按时缴粮缴菜金,由伙房统一安排伙食。那时,学校一天两顿饭,每顿饭的饭菜又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甲菜以洋芋、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一些叫人馋嘴的猪肉片子,每份三毛钱;乙菜和甲菜基本一样,但没有肉,油水也少一点,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一般是清水煮萝卜或清水白菜,每份五分钱。主食也是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和高粱面馍,白、黄、黑三种颜色就表明了三种身份,学生们戏称叫“欧洲、亚洲和非洲”。

那时,延川中学的学生灶房没有什么餐厅,十几路纵队的上灶生直排到墙根,同学们打来饭在院子当中围成圈,说说笑笑地就打发一顿。谁吃什么、怎么吃,同学们都一清二楚。当时学校的伙食普遍差,学生中流传这样几句顺口溜:“父母亲大人两点点,儿在门外把书念,每顿稀饭一碗碗,把儿肚子饿成个扁片片。”不用说,王卫国更是以吃“非洲”的主。他交不起每月四五块钱的伙食费,有时甚至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吃不起。就这样勉强的伙食维持,也还是要好的同学凑给的。

王卫国时常饿得发晕,饿得发疯,饿得绝望,似乎感到自己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这个正在拔节成长的男生,身子骨倒还挺壮实。正应了延川人的土话:“喝口凉水还长肉呢!”

路遥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真实地刻画了他当年忍饥挨饿时的情形:

饥饿迫使我凭着本能向山野里走去。

县城周围这一带是偏过一两场小雨的,因此大地上还不像我们家乡那般荒凉,远远近近可见些绿颜色。

我在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雀蛋,那对我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我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就扒出来几口吞掉了。

节气已经到了秋天。虽然不很景气的大地上,看来总还有些收获的:瓜呀、果呀、庄稼呀,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接近于成熟。这些东西对一个饿汉的诱惑力量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总是拼命地咽着口水,远远地绕开这些叫人嘴馋的东西。我只寻找那些野生的植物充饥——而这些东西如水和空气一样,不专属于任何人。除此之外,我绝不跨越“雷池”一步的!不,不会的!我现在已经被人瞧不起,除过自己的清白,我还再有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呢?假如我真的因为饥饿做些什么不道德的行为来,那不光别人,连我自己都要鄙视自己了。[21]

上中学期间,王卫国有一次回到清涧老家,母亲用家里仅剩下的高粱面和土豆丝包了一锅“变食”[22]。煮沸的“变食”一个个烂在锅里,站在灶台旁的母亲非常难过地转开身去,默默地流泪。面对这“四分五裂”的“变食”,王卫国一句话也没说,操起筷子,就狠命地吃起来,一口一口地强咽着……他知道,“变食”是陕北人最好的饭。这顿在极端贫穷的环境下做出的“变食”,寄托着母亲沉甸甸的希望!

这种饥饿感是刻骨铭心的,在路遥身上缠绕了一生。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是从孙少平吃早饭开始起笔的,生存与奋斗成为孙少平人生的关键词。

1992年深秋,路遥病危时,仍念念不忘上中学时偷吃西红柿的情景:“上学期间,饥饿仍然没有摆脱对我的纠缠。直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见路畔的园子里,一株西红柿上结一颗淡红红的西红柿,我就静静地盯了一会,看看左右没人,便扑过去,抓住那颗西红柿就跑,一直跑到山背后的水渠里,心仍在跳,好像有人发现追上来了一样,当我确认没有任何人发现时,两口就把那颗西红柿给吃了。”[23]

事实上,这种饥饿感既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又成为他超越自我人生的强大动力。

在延川中学初六六乙班这个县城学生占大多数、物质生活对比鲜明的班集体中,男生王卫国在经受歧视和冷遇的时候,也得到过温暖和友谊,许多同学都向他伸出过热情援助的手。他已经摆脱了在城关小学上“完小”时的那种强烈的自卑感和屈辱感,而是在不断丰富的阅读中,获得了精神的高度超越。

王卫国依然喜欢到县文化馆阅览室看报,到新华书店翻书。他迷上了《参考消息》,对时事政治尤为关注,而且可以自己分析理解。就是因为这个特长,使得他的视野要比同辈人开阔得多。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的消息后,竟兴奋地彻夜难眠,站在县中学空旷的大院里,遥望夜空中如织的繁星,寻找着加加林乘坐的飞船轨道。

王卫国为何对尤里·加加林投入如此不切实际的巨大关注?笔者以为,这与其梦想有关。加加林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太空中遨游的宇航员,是在人类伟大想象与科学工作推动下创造出的奇迹。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男生王卫国就在《参考消息》中获取了超越人生的丰富营养。王卫国对加加林的热爱,一直持续到他成名后创作《人生》的时候。他在设计一位在“城乡交叉地带”奋斗的主人公的名字时,第一感觉就是“高加林”三个字最为妥帖。当然,这是后话。

初六六乙班是一个尖子班,学生们大都很有个性,也是当时延川中学最难管理的一个班级,先后换过四任班主任。王卫国不擅长数理化,上课时,他想听就认真听,不想听时就旁若无人地看小说,也不影响别人听课。好在班主任老师对学生很宽容,从不强迫学生,允许学生看自己喜欢的书,并且开导王卫国:“你不爱学数学,我很理解,你对文学感兴趣就应该下功夫学,不要荒废时间。”

班主任的宽容,使王卫国有条件广泛涉猎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苏联翻译小说,另外还有《把一切献给党》《牛虻》等。延川中学当时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图书馆,王卫国是那里的常客。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等人物成为他心目中最仰慕的英雄。他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出保存了多年的文学杂志,逐一翻阅。他甚至还与县中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老师搞好关系,偷偷借出那个时期的许多“黄书”与“禁书”,钻到校园后面的山沟里阅读。王卫国中学同学多年后的共同印象,就是他如饥似渴地吞食着所能找到的一切精神食粮,抓住一切机会读书看报。这样偏科性的学习结果是,他的语文成绩出类拔萃,写出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在各个年级传阅。班主任老师也有意识地在班务活动中发挥王卫国的才能,只要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就用他。

海波也回忆道:“路遥的作文常常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作文,题为‘在五星红旗下想到的’,学校领导在全校学生面前朗读了一遍,从此他文名大振,成为全校的‘明星’了。还有一次,他根据小说《红岩》创作并编排了一幕话剧,利用活动时间在教室前演出,引来全校学生观看。”[24]

儿童心理学家曾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其实,对身心都在成长过程中的少年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时的延川中学师生,都认为这位经常吃不饱的男生王卫国是“笔杆子”。这种久而久之的刺激,不断鼓励着王卫国,他的情感源源不断被激发,开始有了最初的文学激情与冲动,他开始写日记,开始评析时事政治,也开始尝试文学创作……

与在城关小学上学时一样,王卫国依然是初六六乙班上的活跃分子,依然是全班同学的中心。他篮球打得好,个子不高,很灵活,很猛,有股不服输的劲头,他甚至被抽到校篮球队,成为校学生篮球队主力队员。在他的带领下,初六六乙班在初中部的篮球联赛中常是第一名。人气极高的王卫国依然延续在城关小学时给同学起绰号的传统,班里同学的绰号大都是王卫国“亲自命名”的。这些逗趣的绰号成为同学们紧张学习生活中的笑资,班级里经常能传来活泼与快乐的笑声……

1980年代初,路遥回想到多年前所受到的歧视与冷遇,以及得到的温暖与友谊,创作出“准自传体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记事》。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的强烈共鸣。

1980年代,路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中畅谈了他当时的创作心理: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合着帮我上完初中,整个初中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当时我在的那个班是尖子班,班上大都是干部子弟,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受尽了歧视、冷遇,也得到过温暖和宝贵的友谊。这种种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是很遥远了,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这样,我开始了构思,怎么表现呢?如果照原样写出来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有反作用。我就考虑: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什么是最珍贵的呢?我想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了在那时候,同学(当然不是女同学,写成女同学是想使作品更有色彩些)把粮省下来给我吃,以及别的许多。这样形成了作品的主题: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是那样高尚美好,反过来又折射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好缺乏这些,我尽管写的是历史,但反过来给今天现实生活以折光……[25]

这部“准自传体小说”为了强化困难时期同学的友谊,把故事背景放在1961年,而且让主人公马建强考上高中。但小说中的马建强的困难情况,以及同学们之间珍贵的友谊,却是王卫国当年上初中情景的真实再现。

注释:

18 见八集电视专题片《路遥》第一集采访的同期声。

19 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2页。

20 刘凤梅:《铭刻在黄土地的哀思》,见申晓主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

21 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107页。

 

22 陕北方言,即“饺子”。

23 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24 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见《十月·长篇小说》2012年第4期,第183—184页。

25 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见《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452页。

收藏文章
相关文章
    无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