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小报上报道的通奸加谋杀的市井案件改造成一个爱情故事，作者到底需要何种禀赋？美国作家凯恩便将纽约小报上的露丝·施耐德案件改造成一个爱情故事——借由叙事的魔术。
需要司汤达那样一颗英雄主义的心灵？但20世纪的纽约或者加州，并不适合让这样的心灵浪漫地跳动起来。尽管，或许凯恩多多少少也拥有司汤达那种女性化的浪漫倾向——在《双重赔偿》里，当沃特·赫夫想让电影院引座员牢记他，以便获得“不在场证明”时，他伸手扣上她制服最上边的那颗纽扣——这是个喜欢伪装成花花公子的现代都市化于连。
需要对复杂人性心理的透彻理解？与司汤达不同，凯恩处理的是20世纪病态心理医学背景下的人格。像现代心理学这些事儿，凯恩知道的不少，虽然他说得不多，以免让人觉得他“有学者派头”(保险公司案件调查负责人凯斯曾对赫夫说过这话)。但他对诸如无意识词句、微表情这些东西的捕捉能力，看起来不亚于一个专业心理医师。《双重赔偿》中的男女主人公讨论作案计划，她说让那个将被他们谋杀的丈夫不好好卧床休息，却绑着石膏出游会有危险(会影响愈后伤腿的长度)。这是在状写女人的愚蠢和迟钝，还是在揭示病态杀人狂无法分清生死界限的危险心理状况？
我们要说，一个20世纪的爱情小说作者，最最要紧的禀赋是那种无计消除的深刻疑虑、一种大大超越司汤达式疑虑的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当司汤达不允许他的女主人公阅读爱情小说时，这种疑虑已在19世纪微露端倪。电影编剧文森特·劳伦斯向凯恩不断提起love rack，但在凯恩，love rack是一个拷问爱人/罪人的刑架。充满怀疑的拷问者采用的是证伪法则，受刑者证明自己在相爱，并不会让他满意。在作者的不断追问下，他们不得不一个接一个自述证据、排除疑点，推翻读者或观众们认为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爱情的坚定判断。
如果说在第一部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中，凯恩尚未完全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小说里那对爱人/罪人(法兰克和蔻拉)多多少少仍旧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情侣，他们很少受到证伪法则的拷问。尽管这对情人常常因精神折磨而短暂分别，但这总会让欲火烧得更加旺盛。尽管后来两人动辄暴烈争吵，但回回都以疯狂做爱来收拾残局。
但在《双重赔偿》中，那对情侣要面临一个充斥着不利证词和错觉歧义的复杂局面。这部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有着代数一般冷静的头脑，以至于在步步为营的叙事里(以精于计算的保险推销员赫夫的第一人称视角)，情欲有时候似乎变成谋杀方程式的冗余之物——当读者聚精会神参与演算时，对此自然而然地视而不见。读者甚至无法确定这对情侣“干完所有的事”里包括不包括上床这件事？
这一次，作者对爱情小说的当事人反复举证质疑。决定性的不利证据有这几条：她在与他合谋杀害丈夫之前，就已谋杀多人(在纽约市施耐德案件里露丝曾7次设计谋杀她丈夫)。他承认(他意识到)他已(真正地)爱上她的继女(继女是对小报故事人物设置的一次灵巧改装)，他甚至为那小女孩而甘心去自首供述杀人重罪。《邮差只按两遍铃》里的男主角未能实行的杀人灭口，《双重赔偿》的女主角几乎完成，她确实开枪射杀赫夫。当电影编剧文森特·劳伦斯向作者凯恩讲述露丝送给亨利一瓶加入大量砒霜的葡萄酒时，小说家听到的是决定性的叙事动机。这是最强烈的拷问：你爱不爱一个杀你的女人？
小报上的纽约通奸谋杀案里，露丝和亨利的情欲关系毁于法庭上的互相指控；凯恩小说里发生在加州的通奸谋杀案，男女主角的爱情几乎也要毁于互相的残害和告发。在小说结尾挽救这首惊悚都市爱情叙事诗的，是那个凯旋般的双双自杀。这自杀不在假定叙事者的视角之内，但读者若相信自杀会成功，就会相信城市里仍然有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