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对石一宁出版新著不会感到意外，但当他55万字的两卷集自选集（评论卷《走向文学新天地》、散文随笔卷《湖神回来了》，文化艺术出版社）摆到我面前时，还是不免吃了一惊。多年来他一直有繁忙的编务压身，个人写作都是靠边角时间。作为他曾经的同事，我能掂量出这两本大书中石一宁的生命之重；待读后进入他的创造天地，又分明感到了他生命的飞扬之轻。亦重亦轻，做人做文，体现出升华自我、见证文坛的人本和文本价值。
评论卷《走向文学新天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色：一是高屋建瓴，二是独具视角，三是诸体擅兼。全书激浊扬清，彰显着主流批评的魅力。
作为一位活跃的中青年评论家，石一宁是幸运的。他自述得益于长期在《文艺报》工作。的确，《文艺报》至今仍然是俯视中国文坛的一块高地。但需困知勉行方能借高望远。当石一宁试图回答如何看待新时期的文学，如何看待它和传统文学的不同以及它的发展出路这些重要问题时，他能够站在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高度高屋建瓴提出命题、作出判断。如在《浅议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一文中，开宗明义就提出“文学作品中的国家形象是一个新的话题，对文学界来说尤其如此。”而记录全球化下的今天的中国文学，应当致力于探索和描绘新时代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未必是全新的、横空出世割断了任何历史连续性的，但必定是具有新时代特征、灌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与风貌的，否则它将很难称得上是真实的形象。”石一宁把“中国形象”作为他文艺评论的一个起点、一种归宿，称得上是取精用弘、钩深致远。“中国形象”之外，在《主体性的弱化》一文中他又从贾平凹的《秦腔》透视新时期的文学现象，提出“主题性的弱化是一种时代的特征”,进而分析了全球化的兴起、市场经济的扩展和消费主义的弥散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发源于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的条件；再进而分析这种后现代化对中国文学的利与弊：对差异与多元性的追求，对断裂与边缘的发现，能够给人们带来新的感觉、新的审美。但在解构了受到意识形态制约与自我束缚的旧主体之后，“文学仍然面临着主体性重建的问题”——只有这种数往知来的评论，才能在当下乱象纷呈的文学批评现状中突出重围、寻求意义，其命题才能给人带来沦肌浃髓的启示。同时，石一宁又是较早关注深圳“打工文学”的一位评论家。他对“打工文学”如此肯定：“他们的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中国社会在艰难转型时期底层人们的生活，储存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的生动细节，是对日益引起瞩目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独特书写。”这既体现了对文学新象的敏锐捕捉，也体现出基于内力的大胆判断。这种批评的秉持力还见于面对一些文学个案，他不仅独具慧眼，剔骨见肉，且总是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上升到学理层面，放大到文学思潮中加以考量。在论及叶梅小说的成就时，他提出了“两个自觉”的命题：探索和表现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自觉，探索和表现女性尤其是土家族女性命运的自觉。作者写道：“我之所以看重这两个自觉，是因为它们呼应着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激起的文化本土化回归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反弹，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当代批评的文化学转向所推波助澜的性别话语、弱势话语、边缘话语和身份政治的崛起。因此，叶梅的小说看起来似乎是边缘的文本，其实却站在了当代小说创作的前沿。”这一发现要言不烦、洞中肯綮。在《以理想主义的光芒照耀现实》一文中，作者在评论刘玉民的长篇小说《过龙兵》时写道：“应该承认，回首和叙述这一段历史是极为艰难的，历史态度的抉择、意识形态的顾虑、现实状况的观察与判断、未来走向的思考与前瞻，这种种都构成了对作者的重大压力。而且，这种史诗性的写作在当今后现代的语境中已被冷落，宏大叙事已被挤出主流走向边缘。”石一宁转而认为《过龙兵》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着独立与深刻的思考，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与期待。小说的作者将历史批判与道德批判相结合，更将现实与理想水乳交融，以理想主义的光芒照耀沉重的现实与滚滚红尘。我之所以要较为详尽地引录一些石一宁评论的章节，一方面是与读者共同赏析这些有识见的文字；另一方面也试图说明，石一宁的文艺评论立意高远却从不凌空蹈虚，他从不提那些五光十色的伪命题。今日之评论已为伪命题伤害不轻，石一宁以“慎用话语权”的评论家的严谨秉持批评眼光和人文视阈，提出了许多贴近文本现实的真命题，包括作者论及文学“新桂军”、“海南小说”以及当代文学史的“台湾叙述”、“满族文学”等等这些文学命题时都能以前瞻性的目光观察判断，以评论的机锋和文采征服读者，这样的评论才是能够见证文学时代的评论。（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