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什么宾馆都可以住，什么饭菜都可以点，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的时候，那么，我还要什么？还要做什么？”在戈悟觉先生的小说《寻找》中，一个叫龙华生的虚构人物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龙华生个人的问题，也是中国富人的问题，是那些正在和即将富起来的中国人的问题。有钱以后做什么，困扰着很多富人。陈光标撒钱，王石离婚，王功权私奔，任志强嫌贫爱富，大款挥金如土，富二代横冲直撞，中国富人花样百出，心神不宁。人生在世，富裕并不比贫穷更容易对付。
探讨中国富人问题，有钱以后做什么，是戈悟觉先生小说集《状态》的主题。
在小说圈子内，戈悟觉先生可能不是那么知名，他的小说可能也不是那么知名。但在我来说，名声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作品。实际上，他早已经是名人。单举一例，他作为北大学生代表，4次打破北京市跳高纪录，为此，北大老校长马寅初请他吃饭。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他虽然不再跳高，但他以小说向新的高度弹跳，在探讨富人问题上，他达到了独特的高度。他抓住了社会要害，抓住了“钱”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探讨钱给人带来的改变、感觉和伤害，特别是钱给富人造成的精神危机。许多作家喜欢探讨没钱和缺钱造成的问题，但戈悟觉先生却另辟蹊径，专门讨论有钱和钱多了以后的困扰，这正是戈悟觉先生小说的价值。
戈悟觉先生有独特的文学创作优势。他既擅长文学，又了解企业和企业家。几十年的写作实践锤炼出干脆、准确和细形象的语言风格。他的小说《状态》曾获第四届北京文学奖。他是温州许多企业家的朋友，担任多家民营企业的顾问。据他讲，不少企业家深更半夜打电话，向他咨询心理方面的问题，人生问题。他不是书斋里的空头文学家，而是实干家，这为他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也带来了灵感。《状态》所收录的六部小说中，三部探讨有钱以后的问题，两部探讨如何赚钱。《别墅女人》是典型的有钱以后的故事，指向“富婆”这一独特群体。几个老板的女人，或离婚，或独居，每天无所事事，除了打牌养狗放风筝打发时日，就是担心老公外遇，或者思慕找一个男人。巨大的性的渴望，虚荣，空虚，青春不再的人生感慨，以及更年期恐惧症等，构成她们精神世界的全部景观。她们住别墅，养名犬，睡进口名床，“从这边到那边可以打三个滚”，还有酒吧、壁炉、钢琴、影视室以及室外的飞瀑流泉，物质奢华得不能再奢华，在穷人看来已经如梦幻般的天堂，而她们的内心“没着没落的”，“就指望每天打打牌”，“几天要去一趟花样年华美容美体沙龙”，或“几天不上时装店就丢了魂”，或者“吃带壳的东西有节奏地打发时间”。最可笑的是，其中一位富婆好不容易相识了一个大学生情人，到头来却是一个小学文化的骗子。风行各地的二奶们，中间有多少“别墅女人”？“有钱了，有闲了，却没有心思了”，小说中的这句话印证了一个观点，即中国富人在精神上依然贫穷，还没有学会做富人。精神空虚的富人不算富人，只能算有钱人。中国有钱人离富人还有很大的距离。这让我想起近年来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一个精神贵族、一个思想富人的培养不比造就一个富翁容易。小说《寻找》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有钱人的精神空虚。一个人发财以后，他的价值急需确认。他将报恩看作自我确证的途径。这位在商界功成名就的大老板，千方百计回报当年搭救过他的恩人。经过艰苦寻找，终于找到了那位曾在难中提供帮助的女人。给她儿子安排工作，将她接到北京来，住高级酒店，包吃包住，专人陪侍，贵宾待遇。走时给她二十万元，甚至亲自到机场送行，这是订单超过三千万的大客户待遇。然而，女人对两人的重逢并不兴奋，根本没有认出他，对多年前救他的那件事根本没有情感记忆，对他的兴奋不如对饭菜。“他颐指气使，他是强迫她来，这感觉很差。”大老板感到失落，孤独。与恩人的这段机缘让他不断地追问自己，“既然是意外，蹊跷，偶然，为什么要寻找？寻找什么？活着又是什么？”“他舒舒服服坐着，一小口一小口啜咖啡。品味充实，孤独，怡和，无助。我有朋友吗？我有很多朋友。我没有朋友。我感情丰富吗？有时觉得是，有时又不是。剩下只有一点确定了：我有钱”。我们看到，龙华生知恩图报这个有着中国传统报恩模式的故事，被融入了完全不同的当代内涵。与其说是知恩图报，不如说是有钱人主体意识匮乏的表征。套用一句理论术语，富人的主体性需要穷人的他者来确认。穷人成为富人的陪衬。这也就是为什么炫富成为中国富人的家常便饭，他们的主体性急于得到确认。富人与穷人这对既相互区隔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微妙的范畴。《远去的不再来》呈现了有钱以后精神空虚和主体性匮乏的又一个侧面。对儿时亲情的美好回忆和对时光流逝的焦虑，成为富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五十岁的江龙功成名就，生日那天也是二十五周年厂庆。事情办得周到，气氛非常热烈。他的儿子在英国读书，还找了个蓝眼睛的女朋友。一切都圆满。然而，回到房间，他感到疲惫不堪，“圆满那么重要吗？他突然感到无聊，沮丧。”他总是在曲终人散之后，独自回忆过去。“二十五年前手上是洗不净的油污，吃饭端过的碗指纹也洗不净，再过五十年，山月还会是这个样子，时圆时缺，出山落山，他在哪里呢？企业还在吗？”对二十五年前失踪的哥哥的怀念，成为企业家江龙挥之不去的心病。没有了亲情，不能与哥哥共享创业的成功，个人成功的价值似乎大打折扣。然而，当年分资产时，为了区区几百元两人差点动了手。最终哥哥去了山西，后杳无音信。如果说《寻找》中的富人需要穷人来确认，那么，《远去的不再来》中的富人则需要亲情来确认。他却没有亲情。为了钱，江龙牺牲了亲情。这个弑兄、弑父的发财故事，对于中国式的发家史似乎带有强烈的隐喻性。财富与亲情，成为中国富人的另一对鱼与熊掌。怎样弥补这种创业缺憾呢？小说在这里描绘了一幅异想天开的图景：这位大老板支持厂工会发动工人进行抓蟋蟀活动，组织斗蟋蟀比赛，“斗出大将军，奖五百元”，原因就是，儿时他和哥哥养过一只蟋蟀将军，常胜不败。“金秋月9月，蟋蟀闹腾的时候，员工快乐，下班捉蟋蟀，斗蟋蟀成风。工会赵主席汇报，至少有上百工人吃过晚饭在田间山野游转，打手电，提着空易拉罐。”“江龙很得意，他把这项活动称之为‘企业文化创新’”。好景不长，很快，厂里五个工人由于斗蛐蛐聚众赌博被抓，这项诞生没有几天的企业文化创新就夭折了。剩下的，只是这位老板跟他的女秘书在山间捉蟋蟀。（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