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是一粒神奇的种子，一旦落入心灵的土壤，就会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创造力。上个世纪初叶，现代意义上的选举，虽然尚未成为上上下下普遍接受的政治生活方式，但已开出朵朵令人目眩神迷的花朵。在我心中，1921年3月11日那张状告上海县知事选举舞弊的诉状，就是一朵盛开在那个时代的小花。
那一日，上海地方审判厅接到一份罕见的诉状，原告是一名叫做杨春缘的律师，被告是上海县知事沈宝昌，案由是沈宝昌和他的属下在上海市众议院议员选举当中舞弊。
当时的上海，还是一个县，而且是江苏省60来个县中占地最小、人口最少的一个县。所谓知事，通俗地说就是县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为什么要起诉县长？
事情还要追溯到十天之前上海众议院议员选举。当日，身为选民的杨春缘前往指定的投票地点投票，选举自己心仪的众议院议员。还没见到投票箱，混乱失控的选举场景已让他兴味索然。有的选民反复投票，有的选民乱扔选票。换到另一个投票地点，情形相差无几，概括而言，不是混乱，就是失控。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杨春缘为何挺身诉讼，是为了选举权的落实，为了民智的开启，还是为了借机炒作扬名立万？不管怎样，杨春缘站出来了，他在诉状中说，这次选举中，选民资格调查不符合法定程序。按照其时有效的选举法规，组织这次选举的沈宝昌，应该派人挨家挨户进行选举登记，可是，沈宝昌的下属们根本就没有依法办事，为了贪图方便快捷，他们将江苏省议会选举议员时的一份名单，作为选举人名册，委托上海的各个商会，落实选举事宜。
县长虽然不是什么大官，好歹也是一方诸侯，何况从浙江绍兴走出的沈宝昌，还有一个在山东山西当过省长的哥哥。这么个芝麻粒儿大的事，也要拉他做被告？上海市地方审判厅一时吃不准，没有马上受理这个案子。
说起来，民国已经十年了，民主政治仍然不那么深入人心，选举制度也谈不上家喻户晓。我猜想，在没有人贿选，没有人诚心破坏选举的前提下，一个律师愣要从程序上告人家县长舞弊，地方审判厅的法官们或许会认为这个律师小题大做，无事生非。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今天，保不准也有人这样想。
毕竟是律师，杨春缘就是不这么想。十八世纪，看不惯只有官吏、僧侣、有钱人才享有选举权的欧洲思想家们，高呼选举权是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后来，又有思想家说，选举权不是天赋的，是人民通过创造宪法赋予自己的。没有人知道杨春缘究竟相信哪个思想家的说法，我们所知道的是，他认死理，一条条援引选举法的规定，跟法官们讨还起诉的权利。还是毛主席说的对，这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来回折腾了几次，上海地方审判厅不但决定受理案件，还决定依法审理案件。
又过了十天，开庭了。这事儿，新鲜，一拨上海滩的时政记者闻讯而至，庭审现场，两拨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由于选举这玩意故事性差，我就不在这里讲述细节了，反正，双方就程序问题较量了好几轮。唯一有点戏剧性特征的细节是，法官宣布辩论结束择日宣判后，一方要求继续开庭继续辩论，一方反对继续开庭继续辩论。争执不下，双方各找各的路，将案子呈送大理院，相当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大理院将皮球踢回上海地方审判厅，让法庭看着办。法庭反复看了看，最后宣判，确认杨春缘感到恼火的那次选举无效，遂了他的愿。
我啰嗦地讲了这么多，就故事而言，没什么意思，但是，象征意义挺大。一件小小的民告官选举舞弊的案子，竟然闹到最高人民法院，引得舆论沸沸扬扬，这起码说明当时的司法，对选举这件事的态度还挺认真的。
杨春缘赢了官司，人也走红了，后来还当上了上海滩影响巨大的商会的头领。我在跟人说起这个案子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杨春缘可能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故意搅和这个案子，让自己出名。旁边的人立即反驳，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真相如何，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小律师能为了这么点事，与县长对簿公堂，最后还赢得了胜利。这足以表明，在九十年前的司法理念中，选举这点事，还真的不是一件小事。（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