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及反腐败建设，他还曾在我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多所知名高校担任访问教授。魏德安所著的《双重悖论》一书，提出了一个在国内学界颇显“敏感”、国外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常常予以误读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后，明显增多的腐败问题，没有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腐败在局部的加剧，并没有出现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的导致发展放缓乃至停滞，相反还刺激了增长？
面对这样一个双重悖论，国内外学界给出的解读通常包括三种答案：
一是坚称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增长是一种假象，数据并不真实，没能反映出腐败带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危害，一些国外学者甚至因此长期坚持“中国崩溃论”；
二是部分国内学者根据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腐败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现实，逆推而否认中国国内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
三是划分腐败的不同类型，认为中国发展中滋生的腐败特征，有别于拉美、非洲许多国家。不少经济学家就认为，在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情况下，行业、企业、地方加快发展，不可避免涉及违法违规，贪腐官员会为外企、民企进入受管制领域大开方便之门，甚至有人公开宣称“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魏德安对腐败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良性腐败”，腐败一定会阻碍经济发展；因体制改革缓慢、不到位而为企业、资本提供特殊便利的官员的腐败行为，仍然是可耻的掠夺性腐败，其腐败行为必然将随着经济发展而深化，如不管控，将深入政府和经济的肌体骨髓，最终引发体制崩溃和社会动荡。
显而易见的是，忽略腐败，而在一定阶段拥有较快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增长是极其不稳定的，还将通过拉低政府质量，进而削弱政治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腐败严重的国家，经常因为短期经济发展困境而引发动荡，反过来，在治理清廉的国度，民众对于政府治理不力表现出的不满停留于抗议和选票，而很少出现更激烈的骚动。
腐败的更大危害在于，社会陷入高度分化，阶层矛盾加剧，社会成员之间、利益集团之间体的博弈趋于非理性化（即零和博弈），出现大量的仇视怨恨、耻辱伤害和相互怀疑，并进一步触发社会分化、不平等、相互不信任和腐败蔓延的循环。腐败带动的这种逆向循环中，没有人或者利益集团能够成为永远的优胜者，获胜只是暂时的，争夺却是长期的。因此，暂时的胜利者会千方百计巩固腐败带来的收益和权力，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方式剥夺对手的利益；那些曾被剥夺的对象，一旦成为优胜者，也将效仿对手的方式。可以说，腐败会让社会智慧和资源越来越多的投入到无助于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内耗之中，是一种最糟糕的社会状态。
魏德安在书中介绍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1960-1990年代经济腾飞时期的政府高度腐败现象，并指出，尽管日韩台的执政官员与企业界形成了发展联盟，表面上没有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遗留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非但因政治腐败加剧了政局不稳定、社会对立，并且还造就了一大批掌握垄断优势的财阀，这反过来加剧了民主化进程后的政治腐败、官商勾结。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东亚、东南亚国家，民主政体下的利益集团博弈往往会呈现出欧洲和美国很少见到的激烈状态。激烈斗争不是民主政体的产物，而是转型时期腐败问题诱发的后遗症。
更有说服力的例证是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这些国家出现了普遍化的退化性腐败模式，执政者的统治甚至被称为“盗贼统治”，稳定的掠夺机制被建立起来，最大化的榨取经济资源，因而在连续多年经济快速增长之后，“突然”陷入经济和社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