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道始于足下　险峰立在云中

　　言及中国，铃木侃侃而谈。他曾几度到中国演出，大胆起用中国年轻演员，铃木戏剧随之迸发出新的花火。他高度评价中国演员：“中国演员拥有丰富的感性以及身体里的强烈表现冲动，这让我感到惊喜。”

　　铃木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虽已年过古稀，依旧每天思考着铃木戏剧“王国”的未来。目前，在利贺村已经拥有6个剧场的铃木，计划于2015年继续拓展他的戏剧“王国”，他希望有机会能在中国成立海外剧团，这样就可以带给中国观众更多跨文化的戏剧盛宴。(贾文婷)

　　齐赫文

 

　　过往韶华归何处

 

　　青眼高歌俱未老

　　莫斯科郊外一座宁静的疗养院里，白发苍苍的齐赫文正伫立在走廊的窗前，静静地望向窗外飘落的雪花。见到前来拜访的记者，他慈祥的眉目间透露出喜悦的神 情，让被寒风吹透的我顿感温暖。“欢迎我的中国朋友！”齐赫文中气十足的一句问候，让我禁不住怀疑，面前这位瘦削的老人真的已经有96岁高龄了吗？未待记 者缓过神来，他颇有力道的手已拉着我向屋里走去。

　　别看已近期颐之年，齐赫文谈吐间仍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铄。谈及年轻时与中国结缘的点点 滴滴，老人眼中的光芒分明透露出心中仍葆有的那份激情。“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见证了我们两国建交。”新中国成立时，齐赫文担任苏联驻华总领馆的 外交官，正是他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发往莫斯科，并为中苏建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外交战线奋斗了近30年后，齐赫文投身于俄罗斯汉 学研究和中俄两国民间交流工作，为推动两国人文领域的交往付出了巨大心血。在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任职期间，他主编的《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系列丛书获俄罗斯联 邦国家奖，该系列丛书成为俄罗斯中国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记录中国的点滴变化，把客观、完整的中国介绍给俄罗斯，是我毕生的心愿。”正因这一目标，尽 管疗养院的护士多次叮嘱他要多休息、少工作，老人家的书桌仍旧被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和手稿挤得满满当当。

　　“趁着现在还能活动，我每天都会 编辑一些稿件，准备出版关于中国历史的一部新书。”齐赫文拿起桌上的放大镜，抚着面前的手稿叹道，“眼神不好，离不开这个‘大眼睛’啊。”虽然精气神不 错，但从苍老的双手还是能看出岁月在老人身上留下的印记。“到了这把年纪，也不惦记着能做多大的成绩了，只盼着每天能过得充实。还特别希望能把我的知识传 授给后辈，让他们把我的理想延续下去。”对于家中子女没能从事中国学研究，齐赫文甚是遗憾。他望向立在身旁的学生兼秘书奥尔嘉，充满欣慰地说：“还好有这 个勤奋的姑娘选择淡泊名利，愿意跟我学习。”

　　临近采访尾声，记者希望拍张合影。听说要照相，齐赫文马上用手捂住耳后打完针留下的药棉问道：“不会拍到这个吧？”一旁的奥尔嘉对我们笑道：“老先生很爱美的。”或许正是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成为齐赫文长寿的秘方、幸福的源泉。 (林雪丹)

　　傅高义

 

　　人生当惜暮年时

 

　　休将白发唱黄鸡

　　1月18日，飘雨的周末。我从纽约驱车7个半小时来到哈佛大学，敲开萨姆纳路14号的房门。一位中等个头、背驼、体瘦的老人走出来，谦和地把我让进屋。他用大瓷杯盛上热腾腾的茶，捧到我面前，而后在对面的椅子落座。

　　“50多年前，我在香港做调研，那里的朋友根据谐音，帮我起了中文名字‘傅高义’。”老人目光安详，语调温和，“有‘师傅’‘情高义重’的意思。”

　　这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一开口，地道的普通话就令人动容。“我31岁开始学中文，70岁开始攻口语。”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后，傅高义研习中国已逾半 世纪。古稀之年撰写《邓小平时代》一书时，为了能与受访者更好地交流，他专门用了一年时间练习发音。这种毅力，也曾成就他一口流利的日语。在哈佛，他不仅 有“中国先生”之称，还是一位“日本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出版《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等书，享誉日本。

　　“我始终是‘两条腿’走路。”傅高义幽默地说，“1958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去一趟日本；1980年至今，我每年都去几次中国。”

　　“我擅长‘拉关系’，在中日两国都有朋友。”他打趣道。这位“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的继任者、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不仅治学勤勉，而且社交出色。“以往积累的人脉资源，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眼下，我准备再写两本书。”作为当今美国学者中惟一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专家，傅高义认为自己有责任写一本中日关系的书，促进两国改善关系，增进西方社 会对两国的了解。目前，他在披阅资料，走访故地，力图在历史的景深中，从文化、社会、心理包括二战等全方位视角，寻找解题的钥匙。

　　同时，他已着手另一本中国书的准备工作。写作《邓小平时代》的过程中，不断了解更多的人，不断发现新课题，使他萌生此意。

　　傅高义的家是座淡黄色的3层小楼，位于哈佛校园西北，离东亚研究中心仅3分钟路程。70岁退休后，他每月召集该中心10余名博士生来家里聚会一次，听他们探讨各自课题，参与一场“头脑风暴”。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他谦恭地说，“我喜欢苦干加谦虚，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如今，85岁的傅高义每天依然工作8至10个小时，锲而不舍，孜孜以求。

　　尼采说，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位年过八旬的大家，对此做出了生动的诠释。(李晓宏)

　　艾 恺

 

　　朱弦一拂清韵在

 

　　始信人间有知音

　　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一间宽敞的会议室里，历史学者艾恺教授接受了我的采访。我称艾恺是海外研究梁漱溟的第一人，是梁漱溟的“海外知音”，这一下打 开了他的话匣子。艾恺认为，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经历异常丰富的人，他的儒家思想和大胆谏言的精神在当今社会仍有深远影响。但是，梁漱溟研究并不是他 学术生涯的起点，他是在研究中发现了这个人物，发觉有意思，便深入下去，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多月前，艾恺还在中国四川讲学，今年还计划写一部梁漱溟传 记。总之，“这辈子都有干不完的事了”。

　　在艾恺看来，文明是类似硬件的东西，主要包含了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果；文化则偏向 于软件，更多地承载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思想。他认为，梁漱溟的思想在现当代中国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的“中学”指的是 中国的传统文化，“西学”则是西方现代科技文明，二者的有机结合应该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梁漱溟虽为大儒但并不固步自封，很愿意汲取外国的先进经验”，他 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在当今国际社会关于普遍的道德标准尚无共识的情况下，儒家文化具有 特别重要的价值。宗教和文化之间本来并没有冲突，但如果对一些具体事情处理不当，那么任何宗教或文化之间都有可能发生摩擦，前不久的《沙尔利周刊》事件就 是有力的证明。如果国际社会都能了解一点儒家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就可以避免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艾恺说。

　　谈到中国文化走出去 时，艾恺强调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应该是思想上的交流与共享，“中国在古代时期曾经是思想的输出国，欧洲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来自中国，法国在建国初期就参考了 一些中国的治国理念。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思想已经让中国的文化艺术演变成了中外文化的结合体，像佛教艺术、二胡、武术、戏剧和绘画等，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 中国传统文化了，不如把这些文化艺术做得精益求精，使之更具有中国特色，这样想必会在全世界觅得更多的知音。”

　　60多岁的艾恺是知名学者，也是一名“文艺青年”。他酷爱西洋歌剧和莎士比亚的话剧，还是中国京剧的铁杆戏迷。当年，他和夫人在台湾学习中文时开始学习京剧唱腔、表演，现在每逢重要的节日和场合，他还会扮上行头来上一两段。(李秉新)

　　人物速写：罗雪村 

　　版式设计：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