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显博
余晖脉脉情悠悠
晏安澜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况任一般京官，靠薪俸生活。他记述道：“京曹本清苦，个人凡尺布斗粟，皆薄录其出入，不敢稍费。甘旨所余，悉以分给诸弟(皆务农)，虽一枚铜钱不自私。”个人除购书外，没有私产，居京官数十年没有购置房屋，先挤在同僚的院子中，后僦居商山会馆。
“会馆”，指同省或同府州的人在京城设立的机构。商山会馆相当于今天商洛市驻京办事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商洛同乡去京办事聚会或暂住。这里是家乡的标志，晏安澜爱祖国，更热爱家乡。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都门沸羹，车驾巡狩，万骑而西避乱者十室九空”。晏急与同僚携眷属出京，又陷义和团杨三匪窟，幸得旧仆郭祥救出，权宜躲在北辛庵村中。当获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移驾西安后，即取道山西大同，抵西安朝廷驻地，被任为户部提调。次年(1901)七月，当他随皇帝车銮回京后，发现八国联军劫后的商山会馆破败不堪，“即斥资改造，视若私第，虽数千金不吝”。就是说，他为修复商山会馆，慷慨地掏了数千两银子。
他关怀家乡办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镇安东关安业书院修缮时，特捐银并担任监修。上世纪八十年代拆除书院时，笔者见大梁上赫然写着“监修：三品衔记名道晏安澜”的朱色大字。光绪末年，蒲城发生县官拘捕进步学生、延长油矿被外国控制事件，晏安澜联系陕西籍京官奔走呼吁，让朝庭革了蒲城县令职，并为延长油矿自主生产制定出新的方案。
晏安澜为人谦虚谨慎低调，因父母亡故及送亡妻吴氏由西安返家乡鲁家湾安葬期间，不进本县衙门，不参与地方公务，不穿官服，不坐轿骑马，不向人们摆架子。一次归家途中，同窗学友焦永田知道后在张家坪迎候，见到衙役官轿到来，便高兴地求见“晏老爷”。仆役却告诉他：“晏老爷不在轿中。”焦某不信，掀起轿帘，只见座位上仅有一袭朝服。又候了一会儿，才见晏安澜便衣长衫跚跚赶来，遂邀至家中叙旧。问起缘由，安澜笑答：“我回家是私事，见父老乡亲，怎么能骑马坐轿摆威风呢?朝服，那可是国家的法度呀。”
塔云山有个放马坡，流传着晏安澜与主持道士的故事。塔云山怎么和一名京官攀上关系呢?这要从祖国传统文化说起。孝为百善之首，当时，官员父母亡故，必须回家“丁忧”守孝270天。个别官员因政事要务脱不开身的，须由皇帝特许才能减少守孝时间。忙碌的晏安澜，也只有这段时间才去逛逛家乡的名胜塔云山，到了这里，他才领略到域外仙境给人的超脱。虽然这座道观的建筑并不完备，但有这份静谧就够了，无怪老子崇尚“无为”。然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通过交谈，深为道士成明达的慕道兴山精神感动。青年的成明达就仰慕道教，15岁起三次割臂疗亲，44岁便携带私财落身塔云山，整日草鞋烂衫，自耕自樵，艰苦地逐步恢复了明清以来破败的山寺神像，赎回了庙地。但日前山寺困难重重，建不起接待香客的公馆;成道年事已高，日后圆寂坐化之处恐遭地方干涉。晏安澜崇尚同情这种热心社会事业的人，暗下决心要扶持一下塔云山，于是给陕西巡抚写了一封求援信。
不久，一批驮着陕西巡抚赠送资财的骡马扺达塔云山，靠着这批资财，这里才新修起公馆。晏安澜高兴地为公馆题写了“塔云仙馆”四字横额，并为之配联曰：“五千言为道德宗，玉振金铮，今古乾坤真橐和;百二关乃神仙薮，鸾翔凤翥，汉唐宫阙此蓬瀛。”至今辉映云畔。因当时骡马放牧在坡上，故当地人今称放马坡。此后，他在进京之前，又匆忙约集倪、陈、聂、熊等姓乡绅代表至山上会面，对这些乡绅讲道：“自古有功高僧坐化(亡时坐黄缸中，僧道的一种葬仪)寺庙，已成定例。成道等同开山之祖，可立塔在五福楼左右。”大家都赞同。晏安澜遂挥就一纸成明达“后事合同书”，被山寺立碑存证，从而解除了地方干涉，使成道士亡后安坐“念功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