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为高信的《常荫楼书话》写过一篇文章，很看重他在书话写作中的自觉追求和表现出来的文体突破。就这本由三秦出版社05年2月新出的《长安书声》来看，仍然具备《常荫楼书话》在写作中许多特点，但是在这里我不想再展开说这些，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长安书声》对三秦大地的现代文化因缘的钩稽和梳理之功。
在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陕西是一省两制的典型。陕西人至今还耿耿于怀的盛唐辉煌早已经风云散尽。但是陕西人特有的地域性性格特征却是以典型的自大著称。“老子先前比你们阔多了”的阿Q语言倒成了陕西人的口头禅，什么“南方才子北方将，陕西帝王摆两行”傻呼呼的自豪里，其实多少掩盖着陕西人骨子里的自卑和自大狂。这自大和自卑的存在，倒使清醒者心头很是复杂，作为家乡故土怎么也爱不起来却也不能恨和怨的滋味，实在叫人矛盾。《长安书声》的出版，叫人多少有种自己正视自己的意味，使陕西读书人有机会感受陕西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星火闪烁，有机会透视三秦大地的现代文化因缘。
在《长安书声》里，相对集中的有“鲁迅在西安”的辨证。“以书正文”如同考古者拿实物一一验证结论一样。与通常意义上的书话文章相较，《长安书声》最显眼的特点是：（1）内容相对集中（2）钩稽（3）置疑（4）指谬。
“鲁迅在西安”的辨证文章，共5篇。当年，鲁迅到西安讲学那一点事情，今天已经是陕西人很骄傲和自豪的文化资本，陕西因此与鲁迅有了直接的联系。但是，在几十年的流传中，陕西人已经把这点骄傲的“资本”弄得走了样，就是对历史的叙述话语和历史的实际情形已经发生了不应该有的歪曲。高信先生站出来一一捅破之。如说鲁迅为易俗社题词赠匾（“古调独弹”），高信先生经过自己的研究，认为：陕西人后来“把虚拟的‘题词’再做成匾额，悬之于壁，似为纪念鲁迅，实为广告行为”。（90页）鲁迅在西安给军人演讲，当时只讲了半小时，可是，人们后来却衍变出刘振华“怒形于色”的种种细节。当年为鲁迅等设宴饯行的正是军阀刘振华而不是易俗社。鲁迅在西安讲小说史的本意并不是象许广平所说的那样；鲁迅当时收受礼品并不“勉强”。这些，高信先生凭自己鲁迅研究资料梳理和考订上的硬功夫，都一一得出了与流行的成说完全不相同的判断。可以说，在鲁迅与西安的许多细节上之所以出问题，一是受解放后左的思潮拔高鲁迅的影响；二是易俗社处于广告自身的用意。
“以书正文”共3篇：《落空的赞颂》针对河北《杂文月刊》上对鲁迅和周海婴没有根据一味拔高赞颂的写法，提出批评。《柯仲平之“狂”》针对一篇题目为《狂士柯仲平》的文章里的不实描写，提出指正；《不算情书》针对有篇题目为《书信中的丁玲》中把丁玲的《不算情书》当作“情书”来解读和运用，提出辨证。高信先生在行文中特别注意拿证据说话，这证据，就是有说服力的即能反映历史原貌龙去脉的具有“考古”价值的“书”。
另外，《长安书声》里，还有对三原的《人民木刻》，萧条荒凉的西安的《雍华》，在西安坚持出版了四年的《书报精华》，谢冰莹在西安主持的《黄河》，《商州山歌》的手抄本等文化载体的钩稽与研究。另外，对作者接触到的对陕西文化有重要贡献而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文化大家，如王独清、郑伯奇、单演义、赵望云、卫俊秀、钟朋等，都作了有见地有切身感受的书写。
在中国现代文化历史上，陕西不在前沿，更不是中心地带。1940年代延安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文化，无疑给陕西增加了许多荣耀，但是那属于全国范围的。今天陕西，几乎是文化落后的边沿地带了。无论从读书出版的档次、读书风气、陕西人的现代意识等，都让陕西文化人的腰杆硬不起来。有《长安书声》的出版，虽然不能改变目前陕西文化落后的局面，但是总给人一点慰籍。使后人知道，在当年白色恐怖的环境里，陕西尚有如此的文化努力，虽不轰轰烈烈，倒也文脉坚存。(张学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