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高信先生您好！看到您身体和精神这么好，我们很高兴。您是商洛市仅有的把作家和学者集于一身的前辈，写作治学几十年，至今仍时时有作品发表在国内大报大刊发表，而且每年都有著作出版，真可谓文坛长青之树，令人钦佩羡慕。您能告诉我们，您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吗？据我所知，你们那个年代业余文学青年，动辄会被扣上成名成家，清高骄傲，不务正业之类的大帽子，是这样的吗？
高信：我走上文学道路，大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初，有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说起来荒唐：自觉上路的原因是赌气。五十年代初中读书时热衷的是画画，也还真画出了门道，1958年在县上美展获得过一等奖，1959年就在北京的杂志上发表过漫画组画。到了高中，没有美术课，家庭又困难，画兴大减，后来干脆金盆洗手，不画了。(参加银行工作和在"文革"中又画过一阵)，就学写文章，在地方报纸上刊发，1961年还写了一本书稿《鲁迅先生的小故事》，而且寄了出去。出版社回信说纸张缺乏，暂不考虑，你还年轻，希望你继续努力云云。那年头，纸张的确缺乏，书籍都用粗黑纸，《商洛日报》不是就用又粗又蓝的再生纸印嘛！现在，有时翻出那本"书"看看，想想，不禁莞尔，太幼稚了啊！绝对是质量不行，二十岁的山里学生，著什么书呢？不过，当时还是很爽，对写作也不迷信了，心里说，只要如编辑老师教导的那样"继续努力"，当作家又有何难？
1963年8月，我婚后不几天，去延安住了十多天，归来写成一本散文《延安游记》。起因是看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刚出版的艾煊的《太湖游记》，文字不错，还有费新我先生的铅笔插图，更得我心。兴趣驱使，就写了这本散文，而且是自写自画。次年进入柞水县人民银行后，就把稿子投给上海了。不久，收到来信，又夸奖又鼓励，还寄来一大包新书。信上说，出版与否，还需时间才能决定，请等待通知云云。虽然没有说一定出版，但潜台词巳经清楚。22岁的年轻人那个高兴啊，手拿回信，何止"今夜无眠"！
几天后，县委组织部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上海来信说，你写了一本书，他们要出版，征求组织部的意见。组织部不认识你，就把信转给银行，让银行给写封回信。这大小也是个机密，我当然故作不知，不能问银行，只能等上海的通知。不久，通知来了，稿也退回，说是稿子加工量很大，你巳参加工作，恐怕难以补充完善，希望做好本职工作，再利用业余时问写作等。兜头一盆冷水的味道，这次是尝到了。但不能讲，哑巴吃黄莲。也才知道，业余写作者发表作品的命运，是掌握在单位领导的手里。要写作么，就得和掌握你命运的领导拉好关系。这，我是作不到了，一箭，而且是暗箭之仇，能忍么？从此，铁了心：银行那点业务捎带着就完成了，我就要走文学之路，写出个名堂，偏要气一气射我暗箭的领导同志。这段创深痛巨经历，像刀刻一样刻进我的灵魂，甚至影响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宿命。前年写了《小城书缘》一文，收集在岳麓版的《我的书缘》中。中华书局《书情书色》一书，作为一条作家轶闻收入其中。
你说的"成名成家，清高骄傲，不务正业"之类的大帽子，在当年是小菜一碟。还有更要命的帽子如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一遇运动，遭殃的往往是那些有理想，有追求，不通世故，青涩单纯的年轻人。过去常说"极左"路线，其实"极左"路线不可怕，可怕的是土皇上的挟私陷害，包括妒贤嫉能，不许冒尖。如鲁迅说的那样，猴子都用四条腿走路，一只要两只脚走，要站起来，领头的说，这不行，我都在爬，你却要站。这不就是冒尖，就是清高，骄傲，就是另类，就是脱离群众么？于是，领头的出谋，积极分子带头，群起而咬：咬死拉倒。从此，大家都爬下，四条腿走路，皆大欢喜，兴高彩烈。猴子至今站不起来，仍四条腿走路，你知道多少猴子为站起来走路，付出过多少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