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铃还须系铃人，此话极是。如果不是高信先生自己解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用“祚路工”笔名发表过一首诗；也很少有人知道，它被选入《战斗的春天》，又因为转载，还差点上演一出《三岔口》。
《战斗的春天》，1972年5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借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之东风所出的书。书中的《毛主席语录》，就成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他的《老政委》被选其中，所署“祚路工”的笔名，还得为编者记上一功呢。
“那是1971年夏天，……我由县银行抽调到祚水县民兵团政治部，一人办一份《红公路》的油印小报，……我写了一首《老政委》的小诗。自己编报，不好意思用本名，信笔署了个路工的笔名。一年之后，省出版局出了一本诗集《战斗的春天》收入此诗，署名‘祚路工’。从署名看，当是据油印小报《红公路》上收集而来。”这位编者真是太有才了，“祚”是祚水县的简称，又与“作”同音，“祚路工”也就代表是祚水县修路工人。文革中的一些笔名，走得都是这个路数。
此段夫子自道，摘自《书房写意》一书的《笔名往事》。后来此诗被他一位朋友抄寄给《工农兵文艺》，因用了高信实名，发表后又被《西安日报》转载。“这就闹出了是祚路工抄袭高信，抑或高信抄袭祚路工的问题”。那时不像现如今这么宽松，可以凭抄袭荣入中国作协。有关部门自然非常重视，后来经他道清了来龙去脉，一出《三岔口》这才卸妆罢演。虽然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此事如不经他细细道来，近四十年的笔名之谜，恐怕无人能够破解。一部《中国现代文坛笔名录》之所以让文革时段成了空白，就是当事人都无实话实说的勇气。说来也情有可原，如作品羞于示人，所批“靶子”又尚健在，当然就不愿意来认这个帐了。
《老政委》虽然也受那个时代的影响，但平心而论，确有可读之处。若将它与现如今那些比谜语还难猜的文字、或“梨花体”一类的东西来相比，应为上上品。如果不信，且将前两节照录如下，可证并非是信口雌黄：“几十年革命生涯，还是当年老脾气，白了鬓发。一时一刻闲不下。率领民兵修公路，办公室里“关”不住。深山茅屋把营扎，专爱第一线摸爬滚打。”
怎么样？并非胡吹乱捧吧？尤其是那一句“办公室里‘关’不住”，可知是从“满园春色关不住”变化而来。但因它贴切自然，恰到好处，不仅增添了诗的意境，也显现了他深厚的古诗功底。《战斗的春天》的编者能从油印小报上沙里淘金，可知他确实出手不凡。而其他四十多位作者，现在多不操此业。他能一路走来，且成绩斐然，恐怕凭得就是这深厚的文学功底。
高先生后来因醉心于鲁迅研究，对诗歌就不太上心了：“我是个爱好太多的人，爱文学，爱读书，爱绘画，爱弄文，爱出版，爱音乐”，还自谦“样样稀松”。话虽如此，他还是术业有专攻的。否则，恐怕就会有多部诗集在诗坛争霸了。
《战斗的春天》共收入诗歌五十三首，全书仅百余页。它版权页上有定价和出版时间外，其他如编辑、校对和印数等都一无所有。书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版权页也是如此。这是文革书刊的一大特色，也因此曾倍受冷落。但现在已有了专藏者，它又有了他的诗作，准会身价倍增。“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爱书人都喜欢他的书，也都有好奇之心。我就因他才特意买了本《战斗的春天》，以示爱屋及乌之意。（转载《温州读书报》 董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