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也能锻炼人的毅力，志气，意志。假如当时有人表扬，支持，爱护，即使得到一点成绩，也难以持久，这例子很多了。
我是个勤快人，拼命的人，认准了目标，会全力以赴。当年的柞水银行，为防范青年人"不务正业"有个规定：晚上九点停电熄灯，必须睡觉。我和洛南人陈尚玉住一间宿舍，他爱在夜里看医书，我爱读文学书，为了不使灯光外漏，我用几层报纸糊了一方大窗帘，夜里挂在窗子上。"文革"批判我们，说是"李高信写反动文章，陈尚玉看黄色医书"。就在这样防之惟恐不严的环境中，我自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甚至比大学学生读书更多，不是为了学历，是为了稳步上路；另一个条件是历史对我的恩赐：七十年代初，很多三十年代老前辈仍在，属于没有"解放"的黑线人物，大都投闲置散。我不怕，或写信或登门，向他们请教现代文学史上的问题，承他们不弃，使上获得了不少书本以外的鲜活的知识。这些老辈有叶圣陶、曹靖华、李何林、李霁野、赵家璧、唐弢、黄源、戈宝权、楼适夷等先生，现在都已去世，我怀念他们。当年他们给我的一大批书信，经我整理，正在发表；我还同外地的青年同道保持密切的交流，信息畅通。虽然居住在商洛山区，但并不感到闭塞，甚至比大城市的人还灵通。在商县，我的书信可能很不少，邮递员对我说：你的信只要寄到商县，没有详细地址也丢不了。几位投递员都与我熟悉，天天给我送信见面嘛！今年6月20日《藏书报》上有位先生写我的交友："他信息灵通，交往广泛。而他的交往是广而不滥；联系广泛，多为书友、文友、道友，而不是那种拉拉扯扯的酒肉朋友。与人交往，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所以，他过去虽在外县，但信息灵通，作为在高等学校的我，自愧不如。调到西安工作后，如鱼得水，更是不在话下。"说的尚不离谱。所有这些，使我在任何艰危的条件下都有底气，有自信，乐观，澹定，能坚持，能苦干，什么困难都吓不住，难不倒。
记者：您是一个过来人，颇有影响力的作家，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从事某项研究，应做好哪些准备，克服哪些困难？
高信：如今的社会环境，与我年轻时候大大不同，只要你能写，只要写得好，天南海北都有发表和出版的地方，谁也别想拦挡作祟了，可见社会进步之大，这在三十年前做梦也想不到的。谈到写作和治学，当然有门径，但这不是主要的，正如《小说作法》教不出来小说家一样。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老老实实做人，刻苦认真地读书(在浮躁的社会里，能作到这一点似乎也难了，纵然难，才更可贵)，把做人和做学问的这个基础打好，搞创作，搞研究，都将受用不尽。人的聪明才智，先天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大的是后天的培养和修练。我们都能看到，在文学这条万米长跑跑道上，同一时刻起步的文学写作者，中途爬下的退场的很多，这不奇怪，成功者是能坚持跑到最后的人。
记者：您退休后您干劲更大，作品源源不断地发表，著作不断地出版，您能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和新成果吗？
高信：忙忙碌碌大半生，盼到了十年前的退休到来。我没有什么失落之感，甚至后悔退得太迟，应该早早告退，作一个独来独往自由自在的自由撰稿人。俗谚说："六十告老还乡，七十打打麻将，八十晒晒太阳，九十睡在床上，一百挂在墙上。"这未免太得消极，不可取。我身体很好，没有所谓"三高"之类的毛病，精力充沛，又不会娱乐，疲劳时无须听听音乐，赏赏画册。写作成为乐于为之、只能为之的惟一选择，正中下怀的选择，生命的唯一寄托。我继续写散文，不是花花草草励志抒情的那种，是学术随笔和忆旧怀人一类。近年在上海出版的《书房写意》就是；在山东出版的《商州故人》也是。美术是我之所爱，研究民国艺术正可寄托我这种爱恋。我在北京的刊物《出版史料》，《连环画报》连载数年的研究书衣、连环画的一批文章，巳结集为《民国书衣掠影》，《新连环画掠影》在上海出版；研究民国漫画的文章已发表不少，明年仍在上海出版，我的"掠影丛书"大概会出四本。近日一家月刊约我写民国版画的文章，我已应允，发表完后，再结集出版。本来今年要整休一年，可是，办不到，约稿得写，朋友的书序也得写。过去是人写稿，现在是稿写人，只能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