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在鲁迅研究领域不俗的成果，在全国都很有影响。您担任陕西鲁迅研究会的会长也有十余年。请告诉我们，您怎么从文艺创作转变为鲁迅研究？
高信：开始是谈不到什么研究，没有这样的雄心，有的只是敬仰、崇拜。刚上初中那年是1956年，又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北京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九十月间，报刊上纪念文章很多，初中的《文学》课本又有鲁迅的小说散文，有沙更世的《鲁迅像》，我们的班主任万庆良是语文老师，房子墙上贴着一幅中国青年杂志封面画黎冰鸿的《鲁迅与青年》，印象至深，迄今不忘。唐弢的《鲁迅先生的故事》，冯雪峰的《鲁迅少年时代的朋友》都很适合我看。。到1961年，已是高中二年级学生了，又遇到鲁迅诞辰七十周年，报刊依然是大纪念。这时年龄大了一些，接触的有关文章更多，王士菁的《鲁迅传》就是这时购读的，也有意识从旧报刊上剪辑此类文章，现在我保存有几十大本剪报集，最早的就是这一本，封面上写的时间是1961年10月15日。也开始写那本《鲁迅先生的小故事》，这也算不上真正的研究。虽然由此时到1965年，也发表了十多篇有关鲁迅的文章。
如果说开始研究，似乎可以从1970年为起点。那时我在柞水县银行，很闲散无聊，也很苦闷仿徨，对前途更感到茫然失望，于是利用别人忙着整人、"革命"的时间，把二十卷《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一字不落地读了两遍，有的看不懂，看不懂硬看，更多的是反复看，懂了。鲁迅对人性之恶的解剖如此深刻，可谓剔肤见骨，痛快淋漓！我是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观照鲁迅及其作品的，我不能不为之震撼，不能不敬服他。
虽然在当时，毛泽东说鲁迅的五个"伟大"，人人都会背诵，但真正了解鲁迅生平和作品的人恐怕不多，背背语录而已。
当时的报纸已经没有文艺版了，全是"文革"社论、通告和假大空的报道，即使有文艺版，即使写了有关鲁迅当然文章也发表不出来。这个银行的领导从来是不愿意他的手下写文章的，他笃信那个年头时髦的理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我知识虽然不多，但也"反动"，"反动"是不论知识多少的。只有他们无知识才"革命"。这一年，写了一些鲁迅论妇女问题的论文草稿，又开始整理考释鲁迅的笔名，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发表。鲁迅笔名研究的完成是在七年之后，先在《山东师院学报》纪念鲁迅专号上发表了一部分，很得好评，1977年全部写出，并印出，1980年公开出版。新华社曾有过报道，1981年4月27日的《陕西日报》上，记者沈庆云在《商洛地区文艺创作繁荣》的报道中也写道"商洛地区文化馆的高信同志，前几年在逆境下，坚持收集研究资料，终于写成了《鲁迅笔名探索》一书，去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鲁迅研究做出了贡献"；"贡献"谈不到，算是成绩罢；而鲁迅论与妇女问题的草稿，至今还搁着。
记者：在当时，商洛经济落后，通讯不畅，信息闭塞，资料缺乏，您从事鲁迅研究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高信：在商洛山区搞鲁迅研究，的确是困难重重。一是没有同道，"文革"中极少有人钻研学问。虽然"文革"中鲁迅研究也算是热门，曾有"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一语，是说当时能读的书只有鲁迅的和浩然的《金光大道》。"文革"后期，商洛有了专门写"农业学大寨"剧本的，也有写小说故事诗歌的作者，惟独没有搞鲁迅、搞现代文学的人。传统的看法：搞研究，似乎是大都市，是大学院校的事，商洛，属于基层，基层搞研究的人，属于另类；二是没有专业基础，我只是高中毕业的文化，按八十年代的规定，连知识分子也算不上的；三是资料缺乏；四是无人支持而有人防范，只能顶着压力，作地下研究，一切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