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和他第一次担任监制的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的遭遇有关。那是2009年，片子拍得不错，因为是第一部胶片拍摄的电视剧，为了节约成本，包括他在内的主创都自降一半酬金。到了电视台，他们告诉他，“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我不卖了！’”
创作者的真诚被唯一的利益标尺深深伤害，另一方面，烂剧雷剧却充斥荧屏。他发现，不论艺术、或任何行当，大家都在高喊着“金钱万岁”，赚钱成了唯一的标准。
他觉得现在没意思，他曾对媒体说，“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纯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文化当成了商业”。
他开始在一些采访中表达自己的态度，“难道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就是钱？那社会的德行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该问的了。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是在退步。”一贯平静低调的隐士，语气里有愤怒和对未来的担忧。
“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影有票房，主要是靠了你们。你天天在流通领域吹捧这些东西。”他对现场的几十上百家媒体批评的直截了当，之后又语重心长地教育，“千万不要小看娱乐媒体的能量，你每天写一篇无意义的文章，365天就有365篇无意义的文章，就可以扭转一年的文化共识。”
201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哲学课《公正，该如何是好》，陈道明反复看过很多遍，很受启发，“他是在讲，真正好的教育是教人思维方式。”
但关于思维方式的教育也就限于此了。
他似乎无心去做振臂高呼、或以自己的知名度去影响什么的事。他既没有想因此成立什么工作室，多做些好剧来略微改变这个环境，也没想做个公知，搞些演讲，洗涤一下现在的年轻人。
他承认有很多老板想出钱请他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也有人请他做导演，可他不做。“一是我觉得累；另一点，别看我说中国电影这问题那问题，但我不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改变它，也不想进行这样的尝试。”
采访中，他还特地提到去年在微信和微博疯传的《陈道明看王菲离婚》的小文，文中颇多禅意和对生活的参悟。他提出来是为了再一次澄清，“那不是我写的。我也不知是谁把这么好一篇文章放我名下。”
“所以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做)一个‘人’”。他只给自己设定了为“人”的下线，即你可以不知道对社会和朋友有多大贡献，建设性是零都没关系，但一定不能有破坏性。“不管任何情况下，不能对人和社会有破坏性，这是做人的底线”。 （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