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柯强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国外是权利人建立起来的，不是由国家行政力量建立起来的，它决策方式、分配方式是由权利人来决定的，但在中国权利人却无法决定，这是一个重要区别。宋柯以卡拉OK为例：“依据现行法律，多数唱片公司是支持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收取费用的，但现在的草案一旦实施，以后音集协没必要再讨好权利人了，也没必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对自己不想授权的权利也无法说不。”
对于音乐人的愤怒，作为集体管理组织之一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着协”），4月28日在官网上公布了该组织提交给国家版权局的对《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修改意见。
意见中对于音乐人近一个月来提出的诉求予以支持。对于颇受争议的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给出如下建议：如果不能在获酬权保障层面采取更有效的立法措施（即必须解决复制数量少报瞒报和设立最低付酬数额问题），则应取消录音法定许可制度，还音乐词曲作者以专有著作权。
令音乐人担心自己“被代表”的第六十条和第七十条，意见中也指出：“现有的表述容易给广大权利人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通吃’所有权利的印象，因为没有附加任何限定条件……协会不赞成现有第六十条和第七十条的规定，建议删除。”
不少音乐人看到音着协态度的转变，感到些许希望，但音乐人陈小奇却提醒大家：第一，音着协的态度不是版权局的意见，大家不必高兴太早。第二，音着协态度的转变固然可喜，但这并不能掩盖协会存在的众多问题。
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到音着协总干事屈景明，他回应说：“协会的立场及工作状况都反映在协会官网上，目前无更多可向媒体公众交待的。”
如今，《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向公众征集意见阶段已经结束，这场维权之战暂时画上了休止符。
宋柯认为，音乐人是理性的，始终依据法律在抗争，因为“法律是要权衡各方利益，如果一部法律所有侵权者看了一点儿意见都没有，就不对了”，他觉得，立法机构能听取各方意见是好事。
音乐产业究竟将面临“无音乐”的绝境，还是能守得云开见月明，仍不得而知。高晓松（微博）在微博上调侃说：“年初，宋柯同学开了鸭店，春天，小柯同学开了剧场，夏天，相信还有幕后音乐人会卖西瓜，秋天，大家收了庄稼，继续做些免费给大家使用的音乐。谁让我们从小学了琴呢，不抱怨，拿别的当饭吃，拿音乐当酒喝，去吃鸭子，去看戏，也很美好。”（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