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借助家族势力实现官商结合。徽商的主业是盐业，徽商坐镇扬州控制两淮盐业是他们成功的基础，也是他们成为中国仅次于晋商的商帮的原因。在实行纲盐制时，要能进入盐业靠与官方的勾结，因为给谁从事盐业贸易的特许，权在政府。而且，在政府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商业活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任何成功的商业都离不开官商结合。徽商实现官商结合有自己特色，这就是在一个家族之内实现官商结合。这种官商结合通过两种形式实现：一种是一个家族中既有当官者，又有从商者，如徽商中的程氏，先祖程元潭即为东晋初年新安太守，以后又有许多为官者；另一种情况，是以家族之力培养家族中有能力而贫穷的子弟读书、入仕，再为整个家族服务。这就是徽商重视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借助家族的宗法家规实行内部管理。与晋商相比，这种特色更为突出。晋商是“用乡不用亲”，从而实现了制度化管理，发明了激励机制——身股制。这使晋商实现了从家族管理向制度化管理的转型。徽商是“用亲不用乡”，强调所用的人一定是本家族的人。在管理中所靠的就不是制度，而是宗法关系和族规，不需要什么激励机制。借助于家族关系进行管理，既有利于加强内部的相互信任，但也使对员工的剥削加重，家族只是一种淡淡的亲情，在商业中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一个家族中有穷人也有富人，徽商利用家族关系淡化了这种差别，既有给穷人以出路的机会，也给富人剥削穷人提供了合法的外衣。
最后，在维系家族方面，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要靠文化传统来传承家族特色。这就形成徽商与其他商帮最大的差异，即在其他商帮以追求财富为唯一目的时，徽商重视教育，重视文化，徽商是所有商帮中最有文化的商帮。
如前所述，一个家族要靠经济实力（钱）、政治地位（官）和文化传统（书香）来维持，而不像贵族一样靠遗传来传承。从商可以有钱，但用钱买的官并没有地位，只有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而入仕，才有社会地位。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维系家族传统的传承。因此，徽商极为重视教育。在他们看来，经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谋生手段，读书作官，“学而优则仕”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自从宋代以来，徽州的教育就十分发达，宋、元、明、清四代共有各种书院260多所。创办最早的是绩溪的桂枝书院，影响最大、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是歙县的紫阳书院。据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当时徽州有影响的书院达22所，其中仅休宁县就8所。书院在当时相当于大学，至于其他相当于中小学的私塾就不计其数，几乎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若干所私塾。府、县还有许多自己的学府。
如此发达的教育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仅在徽州，宋、明、清三代就有进士1242人，其中宋代624人，明代392人，清代226人。仅在清代徽州就有状元17人，占全国的14.9%，仅次于苏州，列全国第二。而休宁被称为状元县，康熙30年（1691年）到道光二年（1822年）的131年间，就出过状元13人。一些徽州人在外地寄籍考试中举者尚不在内。以徽州一府与山西一省相比 （府是省以下的单位，一个省有若干府），清代从顺治二年到嘉庆十年，徽州有进士85人，举人116人，为京官者26人，在地方当官者74人，而山西全省，进士仅6人，举人11人，在京为官者无，在地方当官者6人。徽商在商业上不如晋商，但在教育与文化上徽州比山西高了不知多少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萌就是徽州歙县人。
徽州的文化决不仅仅是在“学而优则仕”上，而是对中国文化有其独特的贡献。不用说徽剧进京演变为国粹京剧，也不用说风靡全国的徽菜和淮扬菜（为徽商在扬州所创）。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宋代新儒学——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二程与朱熹都是徽州人。徽州人在哲学、文学、数学、医学、绘画、建筑、工艺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徽州有文献可查的名人达5399人之多。仅在《中国名人大辞典》中收录的清以前4万多名名人中，徽州就有800多位。而且，徽州一直有昌盛的文风，文人雅士、学者甚多，文会藏书盛行。1999年底，黄山市办的“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评选”，名列前十的是陶行知、朱熹、胡适、戴震、詹天佑、黄宾虹、程大位（珠算大师）、渐江（新安画派创始人）、王茂荫、张小泉。这种评选也许有局限性，但充分反映出徽州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及对中国甚至世界的影响。在清代中期之后，由于“纲盐制”演变为“票盐制”，徽商失去了盐业中的垄断地位而衰亡了，但徽商对文化的贡献却至今仍有影响。中国的家族文化在徽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正是徽商研究离不开徽州家族文化研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