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表示，他很赞成《收获》的做法。原创作品理应得到相应的保护。这有利于鼓励原创，繁荣创作。说到“谢绝转载”，其实《收获》不是第一家，如上海的《检察风云》早就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的声明。还有，如图书出版，作者与出版社都需签订协议，一般三到五年，甚至更长，期间不能再让他社出版。这与一稿不允许多投同样道理。而选刊实际上打的是“擦边球”，让“一稿多用了一次”。《收获》当然了解这一点，所以它在原稿酬基础上，再提高一些，既保证了作者的利益，又保护了原发刊物的权益。
上海作协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认为，这是各家刊物在运作中所采取的方式而已。《收获》以它的大品牌、它的作者及读者对象，完全可作出“谢绝转载”的决定。而不少刊物，尤其是地方上小刊物，还巴不得选刊转载。在一些省市，如何评定刊物的影响，一是它的发行量，其二就看它被选刊转载了多少。他举例说，有一家还是省级刊物，年初就登在自己杂志上，称过去的一年被全国各种选刊、包括《新华文摘》等，选载了30多篇而引以为荣。这或许也是不少选刊存在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转载”上也不能一刀切。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主编赵长天认为，《收获》的倡议很有道理：“原创刊物花了那么大的精力，选刊挑现成的，不需要几个编辑，成本低，发行量甚至比原创刊物还要大，有的还不给稿费，太不合理了。”不过，他也不赞成完全拒绝转载，毕竟还是有读者读不了那么多原创文学刊物，对选刊有需求。但他指出，关键是需要有科学的稿费标准和更完善的市场规范，“比如选刊对作者应同稿同酬，考虑到原创刊物的成本，至少应付两倍稿费的编辑费。还有选载一定要得到刊物和作者的同意。起码应知道尊重。”
《上海文学》老编辑、作家徐大隆告诉记者，《收获》的做法，他觉得很有道理。过去，不少选刊，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有促进作用，这不容否认。但现在在利益驱动下，以小成本追逐大利润而巧立名目搞选刊，这也是事实。有的选刊，不是选作品，而是选名人，但名作家不是每篇作品都优秀，这需要实事求是，这方面不把关的话，就如程永新所说，就要误导读者了。说到转载，徐大隆深有同感，现在往往不打招呼，就是打也是“先斩后奏”，说请告诉作者地址，其实早已选好。《上海文学》每期被转载的也不少，但稿费少得可怜。选刊这种以小成本坐享其成的做法应该受到制约和规范。作者和刊物的权益都应得到保护，所以，我们寄希望著作权法要加快修订，使之完善。（深圳特区报）